邪教是一種社會病理文化，是反社會現存體制而形成的一股力量，它對民眾的身心健康、民族的素質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的破壞性極大。

一、剝奪人的正常思維能力

邪教邪之所在就是禁錮人的思想，讓人不去對比，不去思考，不去分析，不去評判，從而使人無法辨別真偽，這樣就等于控制住了信息入腦的第一道關口——感覺。感覺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開端，是認識過程的初級階段，也是意識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成分，它在認識過程中擔負著對事物進行分析的任務。人們通過感覺從外界獲取信息，認識和分辨事物的各種屬性，然后在大腦知覺系統中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和加工，并與已經存貯在腦內的既往信息和現實的社會信息進行對照，從而產生對外界事物本質屬性的認識。因此，人認識世界的過程是在感覺獲取信息的基礎上進行的，復雜的心理活動也是在此基礎上得到發展的。對于一個正常人來說，沒有感覺的生活令人無法忍受。

1953年，心理學家貝克斯頓（W. H. Bexton）等人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感覺剝奪實驗”?；緝热菔牵喊汛髮W生志愿者置于極少有刺激作用的實驗環境里，放置在被剝奪了光、聲、觸覺等的房間內，使其極少產生感覺，并要求志愿者停留的時間盡可能長久。每人每天在實驗室里可獲得100美元的高報酬。實驗結果表明，盡管有高額獎勵，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2～3天以上的感覺剝奪實驗。這些大學生志愿者在感覺被剝奪的實驗期間，注意力不集中、思維不連貫、條理不清、邏輯混亂、反應遲鈍、情緒煩躁，甚至有的還出現了幻覺、神經癥狀或恐怖癥狀。有一些志愿者從隔離室出來，在描述其感覺時說：“我的思想似乎像一團棉花浮在我的身上”、“物體看上去是彎曲的”、“物體似乎在動”等。用腦電圖記錄這些志愿者在隔離前、隔離時以及隔離后的腦電活動，發現在隔離一段時間之后，其腦電圖出現一種慢波，這種慢波通常是在成人睡眠時出現，而不是在覺醒時出現。主要腦區活動的節律頻率也變得緩慢了，這說明大腦皮層的功能被抑制了，這種抑制使人接受信息和產生感覺的能力下降，無法形成正確的分析。此后，在美國、英國和中國多次重復進行的感覺剝奪實驗中，都得到了類似結果，證明感覺的喪失會嚴重地影響人的認知過程，特別是思維過程，并波及情感和意志狀態，造成心理功能紊亂乃至行為失?，F象。

邪教活動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法輪功”要求習練者在一種安靜和閉鎖的環境里“練功”，給予其視覺、聽覺、觸覺的刺激極其單調，隔斷他們與家庭、他人和社會的聯系。這種“練功”場面類似于感覺剝奪環境，“練功”狀態也可以認為是一種自體的感覺拘禁狀態，其目的是控制習練者與外界環境的交往。

邪教操縱者知道，習練者與社會聯系得越少，就越能符合邪教所培植的信念和行為要求，就越能在習練者的意識中制造與社會其他成員不相適應的知覺，并以習練者的這種知覺來維護邪教圈子的穩固性。

二、異化人的心理功能

人類隨著漫長的生物功能進化，大腦的想象能力日益加強，身體也會順應想象產生反應。比如，一位姑娘對玫瑰花粉過敏，當她看見一盆玫瑰花時，頓然大驚失色，立刻哮喘起來。當告訴她，這只是一盆塑料玫瑰花時，她才深吸一口氣，呼吸變得平穩。這是為什么？顯然，這是被假象迷惑了，被假象控制后，才會出現哮喘癥狀，這也是一種精神控制，是自我精神控制的現象。有的人心理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很容易接受別人的暗示和精神控制；也有的人堅定果斷，很難被他人左右，但是不被精神控制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是沒有的。既然人容易被精神控制，精神控制也具有作用，那么這種方法就會被利用。許多邪教都有演示引導的手段，以使信徒產生強化記憶。比如，“法輪功”一邊用演示法表演形體動作，一邊說一些云里霧里的“術語”，一邊用余光觀察著習練者的表情，再配合著特殊的聲調，強化習練者的印象和記憶。這些手段不一定能使習練者馬上產生強烈的記憶，但是日復一日地練習，同時大量地使用影像、錄音等高科技設備和方法，很容易使人快速地進入精神控制之中。

精神控制的完成也就意味著心理變態的形成，這些變態心理在常人眼里有一種怪異感，但是對于某些邪教成員來說卻有一種異樣的自豪感，如“法輪功”習練者，他們感到自己異于“常人”，是上了“層次”的“神”了。當被告知受到精神控制，他們會進行反駁，對此否認。

如果內心被邪教操縱者填塞了大量內容，并且篤信不疑，在行為上表現為極端的崇拜活動，則是被精神控制的外在體現。如果“尊師”要求“為了‘圓滿’，去獻身”“走出去，流點血才好”，能夠遵循這些言論舍身行動的話，表明其內部的精神控制關系也就形成了。這種關系的形成正是邪教精神控制的目的，就是要把習練者變成邪教組織利用和控制的工具，使習練者盲從地按照教主的指令去塑造邪教行為，從而建立與邪教目的趨向一致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方式。

三、激化對抗社會的極端行為

邪教是神秘的小宗派組織，有自己的教義和派別組織，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在政治領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是與國家政治保持高度對立的政治集團。邪教有很強的排他性和攻擊性，當蓄積到一定力量時就會產生攻擊國家的行為，帶領一大批信徒陷入反社會、反現存體制和危及政權的活動中。

邪教教主都需要現實的政治權力，這就是許多邪教組織向社會政治發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歷史上一些教派都發動過暴亂，攻打皇城，反抗社會，企圖奪取政權。他們向往“政教合一”的社會體制，認為自己無所不能，應該具有強有力的政治權力。

國外的邪教同樣如此，奪取政權是它們的終極目標。1921年，韓國發生了“普天教”教主宣布國號，自稱是“東方聯盟”盟主，登上皇位的事件。1954年，韓國“更定儒道”向聯合國遞交了有關建立新的韓國政府的文件。這些都說明了邪教組織對政治具有濃厚的興趣和野心。

“法輪功”組織的政治意圖也是很明顯的。盡管在其傳播初期，為蒙蔽世人，李洪志說“不參與政治”，但隨著其邪教本質逐漸暴露，反對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李洪志不但明確提出“政治能制止迫害，何樂而不為”，而且還搞“九評”“三退”等，甚至提出“鏟除共黨”、建立“過渡政府”。

正是因為邪教組織具有政治目的，所以邪教的排他性和攻擊性都很強。而在社會上處于被孤立、被指責和被壓制的位置時，他們會不惜一切手段動員內部力量來對抗，甚至把對抗斗爭認為是追求真理的表現。而這些恐怖活動極具破壞性，如日本“奧姆真理教”用毒氣大面積殺人，美國“大衛教派”導致幾百人集體自殺。

同時，邪教把民眾領入虛幻的世界，造成民族素質低下，社會發展動力不足，破壞社會的安定團結，這種危害社會的罪責也是不容忽視的。

（節選自《“法輪功”精神控制透視》第一章“精神控制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