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軍

有的邪教往往打著宗教的旗號，有的打著科學或氣功等旗號，這使人們對邪教的辨識存在一定的困難。

最近，由于所謂“全能神”組織一事，邪教問題又浮出水面了。對此，我們要思考和研究，并從信仰角度加以考察。

邪教與信仰有關。邪教通常打著宗教信仰的旗號，而且人們也很難弄清楚它與合法宗教的區別。其實，邪教不僅僅是打著宗教信仰的旗號，至少有一些邪教，其中是包含著一定的宗教信仰因素的。事實上，假如沒有一定數量的信徒出于真誠信仰的追隨，邪教組織都不能成什么氣候。但是，這些信徒的宗教信仰是畸形的，他們的人格也發生了畸變，其行為具有危害性。

邪教與宗教的區分有相當的難度。有的邪教是打著宗教的旗號，有的邪教開始是打著科學或氣功等旗號，但到一定程度就往宗教上靠。他們是從宗教文化吸取資源，并模擬宗教的形態，甚至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因素。這些確實讓人不容易看出其與宗教的不同。邪教教義通常有其玄秘邪乎之處，但也并非就沒有幾句好話。事實上，邪教也有一些“做好人”、講善良、要順從等好話，正因為這樣，人們才更容易上當而誤入其中，這也增加了其與宗教區別的難度。

但是，宗教與邪教歸根到底是不同的。“邪教”一詞最初和通常是出現在宗教話語中，是以正統自居的教派指斥其他異端教派的詞語，后來才成為一種社會話語和法律用語。那些冒用宗教名義的邪教組織，往往首先引起被冒用的原有宗教的警覺，被其指認為“邪教”。最先提出“法輪功”是邪教的是佛教中人，最先指出“全能神”是邪教的是基督教中人，這并不奇怪。邪教首先借用原有宗教的資源，扭曲和改變原有的宗教信仰，而且會蠶食原有宗教的信徒，損害原有宗教的利益，這樣自然會引起他們的警覺與指斥。這說明，至少對正常的宗教來說，誰是邪教大體上是清楚的。

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邪教，并不是從宗教內部的角度來加以界定的。我們不是根據佛教徒的看法來界定“法輪功”邪教，也不是根據基督教徒的看法來界定“全能神”邪教，而是從社會和法律的角度來加以界定。先是社會、政府和公眾認識到邪教的危害，認識到他們與宗教的不同，然后經過社會共識的一定積累，這些共識上升到法律層面，得到比較規范的界定。我國《刑法》第300條有對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致人死亡罪、奸淫婦女罪和詐騙財物罪等違法犯罪活動進行懲處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此類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中，形成了一個關于邪教組織的界定：邪教組織，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法律上對邪教的界定，是側重于其社會組織特征和社會危害性。其社會組織特征，包括冒用名義、神化教主、制造和散布迷信邪說、發展控制成員等。其社會危害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個人（信徒或非信徒）身體和精神上的侵害；二是對社會秩序和穩定的危害。當然，這只是簡要的界定，還可以根據情況做更具體的補充描述。比如，神化教主，制造“活神”，把他說成是全能的神或神的代表者；瘋狂傳教和引誘人入教；對入教者實施全方位控制，包括洗腦、監視、暴力脅迫以及嚴厲懲罰；使信徒脫離家庭，并與社會隔絕；榨取信徒的錢財和“義工”勞動，以供自己享用；有的還霸占奸淫婦女，滿足自己的獸欲等。這些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

法律規范的是人的行為，它不能也無法規范人的思想信仰。因而，法律界定基本不涉及教義與信仰。但是，從信仰的角度看，邪教之“邪”與其教義信仰有直接的關系。邪教組織危害人的生命和精神健康、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大都有其教義信仰上的源頭。但是，教義上的危險并不一定變成現實中的危險和危害，這里關鍵還在于對教義的解釋和理解，而有權對教義做出解釋的當然是教主。其實，在邪教組織中，教主的話本身就是“經”，就是教義，當然也是教義的解釋和實施細則。所以，邪教頭目的目的和動機，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邪教組織的作為和后果。

邪教組織一般會不遺余力地吸收信徒，為此往往采用多種手段，包括一些非法手段。一些人一旦參加了邪教，就很難自拔。這一方面是因為邪教組織的大力“洗腦”，另一方面也因其有嚴厲的控制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因此，對于邪教一定要高度警覺，避免誤入其中。而初步誤入的人，也要盡量清醒地認識到走下去的危險，盡可能地（借助他人和社會的幫助）脫離邪教組織，不然就會毀掉自己的一生。

（劉建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全國宣傳文化領域“四個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