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作為共同富裕建設示范區，要求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設達到更高水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全面提升。邪教是精神文化領域的“毒瘤”，反邪教工作是社會治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反邪教工作關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穩定有序和民族的繁榮昌盛。本文通過分析目前本地區農村老年群體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現狀、存在的漏洞，發現反邪教工作在農村老年群體中推進的迫切性，從四個方面論述針對農村老年群體的反邪教工作方法的可行性。

[關鍵詞]共同富裕；反邪教；法治浙江；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農村老年群體；文化設施；家庭醫生；網格化管理；反邪免疫屏障

一、反邪教的共富背景及精神文明建設要求

2021年5月20日，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

2021年7月19日，《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公布，方案指出，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各地區推動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條件不盡相同。浙江省在探索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具備開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基礎和優勢。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有利于通過實踐進一步豐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內涵，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徑，有利于為全國推動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有利于打造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這就要求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設達到更高水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共同富裕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

邪教是精神文化領域的“毒瘤”，反邪教工作是社會治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做好反邪教工作關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穩定有序和民族的繁榮昌盛。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發展、相互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全面展開精神文明建設各項工作。2017年4月5日發布的《關于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指導意見》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和重要保證。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是人民群眾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會、建設美好生活的創舉，是提升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徑，是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要求落實到城鄉基層的重要載體和有力抓手。精神文明建設帶來的變化和成效，與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要求“同頻共振”，提升百姓獲得感、幸福感。

二、共富路上農村老年群體的現狀

（一）農村留守老年群眾數量龐大。各地區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催生了當地中青年外出打工、就業、就學。杭州地區雖然經濟相對發達，但同樣也存在各區縣、鄉鎮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大部分欠發達鄉鎮的中青年人口拖家帶口奔向相對發達的中心街鎮謀生活，導致農村獨居老年群眾數量劇增。以富陽區C鄉鎮為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C鎮小工業發達，集鎮繁榮，人口發展迅速，但是隨著環境提升、產業淘汰等原因，小工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后續的產業轉型未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導致地方經濟迅速滑坡，大量家庭的中青年離開本地發展。2020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浙江省全省常住人口64567588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8566349人，占13.27%，比2010年上升3.93個百分點；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C鄉鎮戶籍人口25000余人，常住人口10660余人，其中60周歲以上老年人占40.7%；以D村、X村為例，D村戶籍人口811人，常住人口266人，60周歲以上老年人190人，占比71%；X村戶籍人口740人，常住人口170人，60周歲以上101人，占比72.1%。受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保健水平大幅改善、人均壽命不斷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老齡化進程加快，“老人村”已成為普遍存在現象，家庭養老已不再是本地農村的主要養老模式。

（二）經濟水平的提高促使老年人對健康長壽及精神生活需求提高。物質生活的提高也必然促使老年群體對健康長壽、晚年幸福及精神生活豐富有更高追求，但是目前大部分農村：一是精神文化生活不豐富，老年人尋求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的需求難以滿足，很容易成為邪教組織滲透的對象；二是盲從心理作怪。邪教組織以治病、消災、保平安、發財等名義的異端邪說蠱惑老人，以上門幫扶、談心關愛等手段接近老人，尤其是那些年老體弱、子女不在身邊照顧的獨居老人，更容易成為邪教組織的目標；同時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老年人已用上了智能手機，安裝使用微信、抖音等軟件后，微信圈、朋友圈里以訛傳訛，跟著別人稀里糊涂就加入了邪教組織，把各種非法的聚會與傳播活動當成了老年文化活動。

（三）當地一些地區邪教活動依然存在。近年來，杭州市很多邪教組織屢次遭到嚴厲打擊之后，依然像百足之蟲一樣，死而不僵，茍延殘喘，對國家穩定和社會和諧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威脅。這些邪教組織將活動中心下沉到了較偏遠的村社基層，將發展信徒的目標主要鎖定在村社那些判斷能力差、患有疾病、心理防線易攻破的老年群體，這些地區逐漸成為邪教組織滋生蔓延的土壤。

（四）村社基層在群眾反邪教工作落實管理上存在漏洞，管理服務人員反邪教業務能力有待提高。以C鄉鎮為例，大量中青年人口的外出流失也導致了黨委鎮府和村民委員會在村干部和工作人員的選拔任用時“無人可用”，選拔的村社干部往往存在素質不高、文化偏低的情況，同時還存在村社干部及工作人員、網格員“上班在農村、居住在城里”的情況，工作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導致無法及時有效的去關心和幫助留守的老年群體、解決他們遇到的困難，必然會導致這類群體產生對當前生活現狀的抱怨和對村社工作的不滿。同時，村社工作人員反邪教意識不強、業務能力欠缺，認為目前還沒有邪教組織，容易麻痹大意、掉以輕心，沒有系統學習反邪教工作，也沒有把反邪教的工作落到實處、流于口號。在此情況下，往往給邪教組織以可乘之機。

三、針對老年群體反邪教工作實施的方式方法和對策的一些建議

（一）積極利用好農村現有文化設施，豐富留守老年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富陽為例，現有276個行政村，基本每個行政村都建起了文化禮堂、健身廣場、老年活動室、圖書室等文化活動場所，可以基本滿足轄區老年群體的文化活動要求。但是，這些場所日常的使用并未普遍開展，除老年活動室多數用來為老年人提供棋牌場地、日常電視放映外，健身廣場、文化禮堂在日常文化精神生活中并未真正發揮作用。因此，利用好這些場地，真正發揮提高豐富農村文化娛樂場所的作用，豐富農村居民、由其是農村老年群體的文化活動、滿足這類群體的精神生活，不給邪教組織滲入的機會意義重大。同時，也可以充分利用好這些場所設施進行反邪教的宣傳。例如，今年4月，常安鎮反邪教工作人員就會同滄洲村村委在滄洲村文化禮堂舉辦了反邪教讀書朗誦會，簡單樸實的文化活動方式，讓老年群眾愿意聽、聽得懂，取得了很好的反邪教宣傳效果。

（二）切實發揮好農村家庭醫生簽約的作用，讓老年群眾從心理上依賴科學治療，讓“有病找醫院、有需要找家庭醫生”的觀念深入老年群眾心里，不再被邪教組織蠱惑。

富陽區自2016年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責任醫生簽約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杭州市醫養護一體化簽約服務實施方案（試行）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推廣家庭醫生簽約制度以來，鄉村基礎醫療服務覆蓋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慢性病患者、60歲以上老年人、孕產婦、兒童、殘疾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失獨家庭人員等為家庭醫生簽約的重點人群。

2022年，富陽區65周歲以上人群家庭醫生簽約覆蓋率已達到80%以上，根據《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內容包括基本醫療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個性化健康管理服務，根據簽約服務對象類型和需求，以“分類服務、按需服務”為原則，為老年人等重點人群提供針對性的健康管理服務，協助開展健康自我管理，開展與疾病相關的家庭出診、家庭病床、家庭護理、康復指導等服務。這些服務，極大地滿足農村老年群體的看病難、保健難、咨詢難的問題，為提高農村老年群眾的晚年生活質量提供了保障，讓農村老年群眾對“身體健康、無病無災”的心理需求吃下定心丸。但是，基層社衛中心的工作量大、業務素質、人員力量配備不足，尤其是近三年來因新冠疫情導致鄉鎮社衛中心的醫護人員工作量激增，家庭醫生很難把精力真正的覆蓋到老年群體的日常健康保障、健康救助和慢性病管理的簽約服務中來，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內容的保障落實存在打折扣現象，醫護人員的專業職能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導致農村老年群體患病后往往寄托于“鬼神”等迷信活動，邪教組織人員乘機以關心關愛等虛情假意主動上門迷惑。因此，切實發揮好家庭醫生簽約的作用，加強家庭醫生隊伍的業務和人員力量，把鄉鎮社衛中心的醫務人員的精力和時間拉回到服務于基層重點人群的工作中來，發揮家庭醫生上門服務、兼顧老年群體生理及心理健康的職能，讓農村老年群眾從心理上更依賴家庭醫生，依賴科學治療、科學保健、科學指導，杜絕邪教組織在該群體的滋生。

（三）社會道德文明、家庭文明也要把家庭親情作為重要的精神文明的宣傳內容去加強，把“老有所依、老有所養”的中華文明傳統美德始終放在道德的高處。隨著浙江共同富裕腳步的加快，生活節奏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斷改變，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也已不再是農村老年群體的養老模式，村社及社會力量逐漸成為養老的主要服務力量。尤其是近幾年，基層鎮村黨委鎮府也在關心關愛老年群眾的工作上做了很多工作，如利用元宵節、端午節、重陽節等傳統節日，開展為老年群眾送節目、送傳統美食、送溫暖等活動，讓老年群眾感受到社會的關心關愛。但是，僅依靠社會的力量和鎮村級老年食堂配餐、志愿者服務、村工作人員的日常管理等服務并不能滿足老年群體對高質量生活的要求。子女的陪伴、關心呵護，仍是我國農村老年群體最渴望的精神需求，也是共同富裕建設中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因此，“揚孝敬老、愛老護老”仍是我們當今社會精神文明發展過程中應該大力弘揚的社會道德品質。讓家庭成為老年生活的溫暖港灣，讓老年群體享受家庭關懷和天倫之樂，杜絕邪教組織的乘“虛”而入。

（四）借勢借力開展反邪教工作，村社基層要借助新冠病毒建起的清晰網格化管理，筑起老年群體的反邪免疫屏障。自2020年初暴發新冠疫情以來，隨著國內抗疫工作的不斷探索深入，村社的網格化管理制度已比較完善，網格員和村社干部對轄區內的人員情況掌握較全面。因此，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同時，基層同時可以利用網格化的力量進行反邪教工作，特別是網格內流動性小、相對穩定、易受邪教侵害的老年群體的反邪教工作。老年群體是“邪毒”的易感人群，切斷傳播途徑是防邪入侵的首要措施；“接種疫苗、加強免疫”是防邪入侵的有效手段；增強群體免疫力是防邪侵害的最終屏障，因此鎮村基層要在筑起抗擊新冠疫情屏障的同時，有效利用手中的網格化資源建立起“反邪教”屏障，為我們的老年群眾享受共富成果保駕護航，讓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在共同富裕路上同步前進。

參考文獻

1.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趙海穎；《黨的十八大以來反邪教工作研究述評與展望》；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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