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經歷了一場國內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革與大震動，反越戰示威、性解放、毒品的泛濫、學生運動、消極頹廢的嬉皮士、雅皮士現象，等等，這一系列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內的動蕩與變革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們心靈的失落與痛苦，為邪教的大量產生和快速發展準備了社會土壤。于是，一大批打著宗教、政治、精神訓練、體育鍛煉甚至商業活動的邪教團體在美國開始大規模地出現，使得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陷入了災難和痛苦之中。
在此期間，許多家庭發現自己的某位家庭成員因為參加某個宗教、政治或其他團體，忽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原來一個非常溫和、活潑、興趣的廣泛的人，可能忽然變得激烈、冷漠、刻板，對現實的生活失去了興趣，不在跟家人聯系，并且可能中途輟學或者辭去工作。家人為這些家庭成員的突然變化感到震驚和擔心，他們經常用這樣的詞匯形容這些參加了邪教團體的家庭成員“不再是原來的他了”、“變得冷漠”、“變得疏遠了”、“變得象一個機器人了”、“行動好象被設計好了”、“程序化了”。
這些受到傷害的家庭開始為這些加入邪教的家庭成員尋求幫助，他們找到各種各樣的人反映這個問題，例如，他們找到了牧師、心理學家、政治家、警察、私人偵探、大學的管理者和教師，等等。在1976年，美國邪教的受害者的家人還組織了一次有14萬人的簽名的請愿活動，并引起了美國參議員羅伯特.多爾（Robert Dole）的注意，還為此開展了一些調查，但是，這次調查沒有引起任何關于邪教的立法和司法介入，所以對于邪教成員的轉化仍然處于一種政府力量之外的民間行動。這種轉化邪教成員的民間行動，隨著人們對邪教認識的不斷深入和專業工作者的逐漸介入，表現為下面三種形式。
一 去程序化（deprogramming）
去程序化與一個美國人的名字泰德.帕特里克（Ted Patrick）聯系在一起。帕特里克先生是一位政府官員，他14歲的兒子和侄子加入了一個“上帝之子”的邪教，在帕特里克先生看來，他的兒子和侄子象是吸了毒，變得空虛和精神恍惚，而這些孩子自己則覺得好象找到了歸屬，他們在一起讀圣經，彈吉他，從這個團體中“找到了自己，離不開它了”?！吧系壑印毕蛩男磐奖ＷC，只要加入了這個團體，就不會生病，就不再有任何麻煩，就不用在去教堂和學校，甚至不用和家人聯系，因為“教堂、學校都是邪惡的，而自己的父母都是魔鬼派來的”。
自己的兒子和侄子的邪教經歷引起帕特里克先生對于邪教問題的極大關注，為此，帕特里克先生自己參加了“上帝之子”的活動，從中體驗“上帝之子”這個團體對其成員的控制力。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帕特里克先生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上帝之子”這類的邪教團體通過催眠、單調的重復、沉思、社會影響等手段，把邪教成員“程序化”了（programmed），變成了沒有自己思想的單純執行邪教團體指令的“機器人”，因此，要想消除邪教的精神控制，轉化邪教成員，必須進行“去程序化”的過程。在這個“去程序化”的過程中，要向邪教成員解釋邪教的性質，向邪教成員演示他們自己是怎么被逐漸進行了洗腦，怎么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的，從而使“程序化的”邪教信徒擺脫邪教。
但是，在精神控制狀態下的邪教成員是不愿意聽這些反面的材料的，因此“去程序化”常常伴隨著“強制”或“綁架”，在家人和親屬的授意或陪伴下，邪教轉化人員把邪教成員強制性地帶到某一秘密場所，進行24小時的監控，防止邪教人員逃跑或自我傷害，然后由轉化人員提供信息，解釋邪教的危害，跟邪教人員進行辯論，這一過程通常要持續幾天，或者幾個星期，至到邪教成員宣布愿意脫離邪教，或者騙了轉化人員，假裝宣布脫離邪教為止。
“去程序化”這一方法幫助很多人擺脫了邪教，例如帕特里克先生自己，在70年代的幾年中，就幫助大約1000多人擺脫了邪教。但是，由于美國缺乏針對邪教的法律，以及“去程序化”過程中的強迫性，所以如果有人拒絕轉化，或者假裝轉化，這些沒有轉化的邪教成員如果與邪教組織取得了聯系，那么邪教組織馬上可以起訴進行“去程序化”的家人和轉化成員。雖然法官和警察可能同情并保護這些受到傷害的家庭和熱心的轉化工作人員，但是的確也有一些家庭成員和轉化人員因為“侵犯人權”而被捕。在美國，“去程序化”的確具有某種缺點。首先，轉化人員缺乏合法的理由，因此不能長時間地耐心地進行工作，具有很強的時間壓力；同時，邪教成員因為自己被強制關押而產生恐懼和憤怒心理，拒絕轉化；第三，邪教成員會遷怒自己的家人，因為“去程序化”都是家庭成員主動安排的，所以家庭關系可能會因此更加疏遠。
由于“去程序化”的上述缺點，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去程序化”這種轉化方法逐漸越來越少地被采用了。
二 脫離咨詢（exit-counseling）
很多邪教成員的家人不愿意冒著觸犯法律的危險去“強制”自己的親人進行“去程序化”的轉化過程，他們也不愿意冒險，使自己與陷入邪教的親人的關系更加疏遠，所以，一個合法和自愿的“脫離咨詢”的轉化形式出現了。
“脫離咨詢”的工作人員主要是一些對邪教問題感興趣的心理學家、精神病專家、社會工作者及已經脫離邪教的前邪教成員。邪教受害者的家庭人員主動地與這些工作人員取得聯系，學習關于邪教的精神控制的基本知識，掌握一些與邪教成員保持聯系、進行交往的技巧，創造機會使邪教成員與這些工作人員進行接觸。
在邪教成員回家或者參加某次家庭聚會、同學聚會時，“脫離咨詢”的工作小組就會集中起來，在一邊等待時機，然后由家人或朋友出面勸說邪教成員同意與工作小組在一起呆一段時間（通常是三天），如果這三天的過程中覺得不愉快，或者覺得不情愿，可以隨時離開。
如果事情進展的順利，這些邪教成員可能會同意留下來，抽出三天時間，不與邪教聯系，專心地與家人、親戚、朋友、脫離咨詢工作人員、前邪教成員或者其他專家進行接觸和對話。在這三天的時間內，他可以看到各種關于邪教的精神控制的書籍和錄象帶，他可以選擇什么時間與什么人對話、做什么活動，人們鼓勵他問各種各樣的問題，同時與他進行平等和尊重的討論。同時，邪教成員也可以隨時改變主意，可以隨時離開。
盡管“脫離咨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很多人自愿地脫離了邪教，但是仍然存在著很多缺點，例如邪教成員加入邪教往往具有深刻的個人原因，僅靠三天的時間與依靠專家的接觸，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另外，主動權完全在邪教成員手中，如果邪教成員缺乏意愿，或者中途偶然改變意愿，轉化過程就會完全終止等等。
三 系統互動策略（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pproach）
美國邪教問題專家Steben Hassen自己本人在70年代加入了一個邪教組織，在父母和“去程序化”轉化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擺脫了邪教，從此開始了與邪教斗爭的職業生涯，并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心理學知識的學習，逐漸創建了自己的命名為“系統互動策略”的邪教成員轉化方法。
“系統互動策略”是由專家幕后指導、由家人出面、調動一切家庭資源和社會資源，長期地、系統地接觸、保護和教育邪教成員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專家對前來尋求幫助的家庭成員提供指導，訓練他們與邪教成員保持聯系的方法，幫助家庭組建一個自愿的工作小組，利用各種機會與邪教成員保持聯系，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漸進式地瓦解邪教成員與邪教組織的聯系，使邪教成員逐漸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逐漸回歸社會過一種積極、健康的生活。
如果把“去程序化”和“脫離咨詢”與“系統互動策略”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前兩者的主角是專家，是轉化工作人員，由他們出面直接與邪教成員進行接觸，而“系統互動策略”的主角是關心邪教成員的家人和朋友，家人和朋友在專家的指導下逐漸與邪教成員恢復并保持信任、親密的關系，一步一步地在平常的生活中，利用具體的機會，使邪教成員認清邪教的真面目，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所以，“系統互動策略”更體現對邪教成員的尊重以及邪教轉化工作的系統性和長期性。
從美國邪教成員的轉化措施發展的這三部曲可以發現，由于美國缺乏關于邪教的立法，邪教轉化人員在工作過程中具有很多無奈，在筆者訪問美國期間，在接觸美國反邪教同行的過程，美國同行表示，他們很羨慕和贊許中國政府關于邪教的明確立法，認為這是保護人權的標志。在訪問美國期間，一位邪教受害者家長也曾抱怨，由于美國反邪教人士缺乏法律和政府的支持，所以邪教轉化工作者對受害者及其家屬幫助非常有限，使受害者的家長最初非常絕望。這位受害者的母親認為，對于邪教成員，由于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因此他們需要各種形式的幫助，只要能使他們脫離邪教，任何方式都是受歡迎的。
同時，從美國邪教轉化工作的三步曲也可以看出，由于美國一些民間力量和一些學者重視邪教問題，在尊重人的自主選擇的基礎上，針對邪教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尖銳性”，他們也逐漸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