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1918——1970），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人格理論家、比較心理學家，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創始人。他畢生致力于建構一個符合人性成長的心理圖式和價值體系，形成了人本主義倫理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層次理論，在心理學、教育、管理等各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一種動機論，需要層次理論對邪教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對邪教相關人員的心理研究的介入是有重要意義的。本文旨在以此角度探討邪教發生的心理因素。

　　正文：

　　一、需要層次理論的含義

　　首先我們要明白以下幾點：

　　一、個人是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其中包括許多具體的要點，因此不存在單獨器官的需要或滿足，只存在個人整體的。這要求我們將個人心里的所有層次的需求視為一個有機整體。

　　二、動機的研究實際上是人類的終極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這表示我們并不能把諸如吃飯、穿衣這樣的底層需要作為研究的重點。

　　三、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并非將人的需要嚴格分層剝離，而恰恰是強調各層次之間的相互影響。

　　需要層次理論是馬斯洛人本主義心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基礎。他的動機理論、人性理論和價值理論都建立在需要理論之上。在理解人的行為動機上，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動力構成模型。

（圖1）

　　生理需要是指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穿衣、吃飯，若不滿足，會有生命危險。也是人們最強烈、不可避免、最底層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是指人們需要遠離痛苦和恐懼；歸屬與愛的需要是指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接受；自尊的需要是指需要自我尊重、自我評價和他人的尊重；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個人理想實現的需要。此由下到上的五類需要被馬斯洛稱意動的需要，另外還有認知需要和審美需要，與上述五種需要相互重疊但又相互區別。上述需要涵蓋了個人所有的需要，人的行為由這些需要出發，行為也可以從需要層次中找到根本的動機。

　　二、從需要層次理論分析“法輪功”現象的發生

　　需要產生動機，而動機引發人的各種行為。不論外部動機還是內部動機，都由人的整個內部需要層次體系引起?！胺ㄝ喒Α爆F象作為一種人類行為，必有其動機，進而有其需求。因此，我們可以從需要層次理論中分析出“法輪功”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法輪功”練習者和普通民眾的“需要”沒有任何本質區別。

　　從掌握的資料來看，“法輪功”練習者追求“圓滿”和“真善忍”，可以節衣縮食，粗茶淡飯度日，甚至寧愿冒險違法犯罪。更有甚者，愿意自殘、殺人或自殺。因此在社會生活中，他們顯出一種異質性，人們視其為特殊群體。然而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和社會中的任何一個普通人有一樣的訴求。

　　從李洪志的“講法”情況來看，即使是“佛”也需要衣物遮體、茶水潤口、借助音響設備，弟子們需要吃飯，居住，乘坐交通工具，此為生理需要。李洪志需要出境，弟子需要在地下開展秘密活動，都是為了逃脫法律制裁，弟子們希望能在“世界毀滅”之后繼續存活，這都是“安全”的需要?！胺ㄝ喒Α比藛T散發傳單，拉攏周圍的人信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害怕脫離與社會的關系，得不到人們的理解、承認和信任，與社會脫節，這是他們愛與歸屬的需要。李洪志大行教主崇拜，極力將自己偶像化、神圣化，弟子們以“大法弟子”自居和驕傲，這都是尊重的需要。弟子們心中一直都有“圓滿”、“成神”的追求，希望有一天一切付出能夠得到回報，修成正果，這是自我實現的需要。由此可見，“法輪功”癡迷者與普通民眾的需求在類別、性質上并無任何區別。因此，從“需要”的角度來說，并沒有天生注定“稟賦”優秀的弟子，更不存在無法迷途知返的弟子。他們區別于一般民眾的僅僅是滿足需求的方式和途徑，這才是二者分道揚鑣的節點。

　　第二、“法輪功”癡迷者的固執與偏激源于超越性動機。

　　上世紀60年代中期，馬斯洛的心理學進入到超個人心理學階段。有感于人本主義自我實現概念在社會上的誤用所帶來的危害，加上東方文化的影響，以及研究的深入，馬斯洛開始以超越性動機論來說明自我實現需要的性質及其在需要層次系統中的地位。馬斯洛將上圖中的“成長性需要”稱為超越性動機，并從超越生理、安全、愛以及歸屬、尊重等基本需要意義上闡述這一概念。

　　研究發現，自我實現者無一例外都獻身于一項身外的事業、自身以外的某種東西。他們專心致志，無私忘我。比如工作、事業和愛情。他們所喜愛的很大程度上是這些東西背后的價值而不是其本身。這些內在價值大部分與存在價值交叉重疊，甚至與存在價值是等同的，這就導致了存在價值也能像需要一樣起作用。于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主要不再受其基本需要刺激，而更受超越性需要刺激?？裣?、出神、入迷、極大的幸福感和愉快等，都是超越性動機的指向。在日常生活中，有英雄為了挽救他人性命奮不顧身地見義勇為，有作家因為忽然襲來的靈感筆耕不輟連夜不休……這都是在特定的情景下，成長性需要超越匱乏型需要，直接、迅速作用于主體的例子。

　　我們來考察“法輪功”癡迷者會發現，他們拒絕看病、吃藥，淡漠人情世故，甚至剖腹或者自焚，均是因為超越性動機。更關鍵的是，他們堅信自己的超越性動機是正確的（我們無法用絕對真理來衡量個人意志，但我們可以以“理性”這一人類社會至今為止最好的衡量標準之一來評估一種意志是否違背普世價值，是否具有可取性）。這正是超越性動機的特點，即在一定情況下，成長性動機能夠逾越匱乏性動機。

　　第三、“法輪功”之禍源于李洪志對弟子需要的窺探。

　　李洪志發家之時正是打著氣功的幌子，稱能治病，并且親自給弟子“治病”，這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氣功熱”，滿足人們“生命與健康”這一最底層的生理需要。但是，這并不能使“法輪功”從諸如“偽氣功”之類的同類之中脫穎而出。于是李洪志從第二層安全需要的角度炮制了“世界末日論”，稱世界會毀滅，讓弟子們即使身體健康也無法安心地繼續生活，而是開始擔心如何獲得救贖。他將弟子們稱為墮落凡間的“神”、“救世主”，強調“歸位”，是李洪志在打亂弟子以往世界觀之后用來處理第三層歸屬需要的手段。隨后，李洪志在嚴格要求弟子精進學法的同時不忘時刻鼓勵“大法弟子了不起”，稱弟子們將來必然成為萬人敬仰的“神”，這自然就是尊重的需要。而到最后，賦予弟子“助師正法”的“歷史使命”稱其為功德無量，造福人類的宏偉事業，這是試圖從自我實現的角度來取代和壟斷弟子們的人生追求。由此，李洪志已經形成了一個立體的全面的需要滿足體系，滿足法輪功癡迷者各個層次的需要。祛病健身——避開世界末日——“天神”歸位——萬人敬仰——助師正法、修成正果，這便是法輪功滿足弟子需要的功能鏈條。

　　這一鏈條的特點之一就是，將難以滿足的需要簡單化。自我實現的需要作為需要層次的最頂層，是最難以實現的需要，是引導人們一生不斷追求，不斷前進的原動力，是解決人類生命停滯感的關鍵，是符合心理學規律和生命規律的。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人生的發動機，只有不斷追求，才能不斷前進，走得更遠，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一蹴而就或一勞永逸。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很大一部分人終其一生，都難以達到完美的自我實現。只要相信和修煉了法輪功，就能萬事如意，這本身就是一種投機心理。對投機心理的準確把握和充分利用是“法輪功”基于對新時期以來國民心態和弟子“需要”的研究結果。

　　三、方法論意義上的需要層次理論

　　當下，在大眾啟蒙不夠理想、主體化建構不夠樂觀的中國，應當正確的從“需要”的角度來看待和處理“法輪功”現象。

　　首先，從社會行為的主體——人民大眾的角度來說，重拾啟蒙大旗是唯一出路。從思想史來看，啟蒙運動始自歐洲，隨后濫觴幾乎整個西方世界，幾百年之后才傳至我國（其間我國并沒有自發的啟蒙運動），雖然先后有“五四”和上世紀末“思想大解放”但我們從來都沒有為了啟蒙而啟蒙。這是理性至今無法在大眾中生根、深化的根本原因。只有建立開放、自由的市民社會，只有理性、主體性等觀念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歪理邪說方可得以祛魅，邪教才可能永無生根發芽的土壤。

　　其次，中國的信仰真空亟待填補。中國人精神信仰的缺失是不爭的事實，儒家作為接近官方的意識形態統治中國數千年，但無法達到信仰的高度；道家在中國有限的流行很大原因或是修身養性；佛教曾經一度蔚為可觀，但終究式微；諸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也無法逃脫曲高和寡的尷尬局面。信仰作為一種成長性需要，在很長時期內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因此，中國的宗教真空成了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各種邪教覬覦之物。信仰的需要與信仰對象的缺失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矛盾。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民逐漸富裕，物質生活水平已有顯著提高，精神需求已經逐漸顯露，宗教需求也漸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對于這些問題，我們要慎重考慮，同時也要明白，處理好信仰問題，也就順便解決了邪教問題。

　　再次，積極平穩地發展大眾文化是見效快的途徑之一。作為非物質需要的基礎、精神食糧的主食，大眾文化是人類認知的需要、審美的需要。按照馬斯洛的理論，這兩種需要是貫穿整個需要層次理論的，對各級需要都有調節作用（見圖1）。我們應當重視這種調節作用，通過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使之有健康的生活情操，以此來擠壓“法輪功”等邪教的生存空間。

　　結論：“法輪功”邪教現象是根植于中國一定時期之內的社會現實的，發生的根源在于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動機，實質上就是一種滿足的缺失、供求的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法輪功”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民心態和大眾心理。只有認識和處理了這個供求失衡的問題，法輪功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根本性、長期性的效果。

【責任編輯：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