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有自己的組織、教義和價值觀，是具有濃厚政治色彩，和國家政治保持高度對立的集團，圍繞其政治目的有很強的排他性和攻擊性，當蓄積到一定力量時，就會構成對國家的攻擊行為，并帶領一大批信徒陷入反社會、反現存體制的犯罪活動中。歸納其犯罪類型如下：
1、教主控制型。教主控制是重要的精神控制手段，使用能誘發信徒變態意識的語言和暗示技術，控制信徒的思維過程，其所做事情受到教主力量的控制。如陜西咸陽發生的林春梅、溫玉萍殺人事件，她們聲稱是受到某種啟示而去殺人的被控制者。
2、惡魔控制型。邪教信仰中有“魔說”之類的觀念，邪教信徒為了追求“圓滿”，就會產生為驅除惡魔而殺人的念頭。2002年黑龍江省的邪教癡迷者關淑云掐死女兒的除魔行為就是如此。這是惡魔控制觀念，更是邪教式的心理障礙。
3、極限練功型。修煉是信徒視為偉大而神圣的事情，他們放縱時間在練功活動中“刻苦努力”，每天只睡3～4個小時。由此而斷食斷水，導致低血糖、睡眠剝奪、精神疲勞、抵抗能力下降和各種幻覺癥狀。如果此時再給予誘導就會引發信徒沖動，而出現自傷和傷人的攻擊性犯罪行為。
4、反醫學型。邪教否定現代醫學。如某教有“消業說”，認為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業力”所致，只有“消業”才能“上層次”，而吃藥則積攢“業力”，最終將會“失去生命”。這些蠱惑使許多人失去了最佳治療時機。疾病就是痛苦，它對人是有害的，鼓吹 “練功”或看一本“經書”就可以痊愈的謊言是誤人之命。
5、斗爭攻擊型。當正常價值觀與異常價值觀不同時，雙方就會發生矛盾并產生敵意，導致意識形態的斗爭。人工作需要與單位的活動相聯系；而他又是邪教信徒，其思想與教義相聯系，這兩種社會責任的本質是對立的，價值觀顯然不一樣。這樣就會產生斗爭，在斗爭中引發信徒的狂躁和攻擊性，從而導致犯罪行為。
6、終末思想型。邪教的理論之一是“末世論”，讓信徒產生緊張和恐慌，從而支配他們的精神，再利用“救世論”鞏固自己的力量。有些邪教組織誘惑有來世信仰的人采取自殺式犯罪行為，比如“天安門事件”就是例證。人在極度緊張焦慮時，導致感覺混亂，控制能力降低，由此就會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所謂“精神的奇跡”了。
7、私刑暴力型。邪教宣揚對教主虔誠為第一“修行”，由此產生對教主的信賴、狂熱情感和一系列奇異的心理體驗。教主需要竭力維持信徒的這種體驗，當信徒頭腦里產生“疑念”時，操縱者就會使用暴力手段驅逐信徒的“疑念”。因此，在邪教內部對待疑惑者采取私刑暴行，導致信徒死亡的事件屢見不鮮。
邪教的起源、目的和活動都具有特殊的病理價值觀，這是形成犯罪活動的基礎；邪教具有產生暴力的本質因素，這就是它的反社會性；邪教有引發大級別的犯罪能力，因為其癡迷者在MMPI調查中顯示是具有病理性思維的人。因此，邪教組織是犯罪者的供給源，它教唆信徒的攻擊行為和犯罪行為，這是由邪教集團的價值觀所決定的。
二、邪教犯罪活動相關因素的分析
主要從個體性心理病理、集團性精神病理和社會性文化病理三個方面分析。
1、個體性心理病理——人格素質的內在因素
人格是心理系統的動力組織，它決定人的思想和行為的獨特性，即有何種人格類型，便有何種行為模式。國外研究認為，國際精神障礙診斷標準DSM-IV中的C型人格（回避型、依賴型、強迫型）、偏執型、神經質型、未成熟型、宗教親和型人格易成為邪教心理障礙的人格學基礎。本文根據MMPI測查的邪教癡迷者人格傾向為：①精神病態人格傾向24.42%；②偏執型人格17.44%；③神經質型人格22.73%；④精神衰弱15.12%；⑤妄想狂人格16.28%；⑥輕躁狂人格2.33%；⑦癔病人格22.09%（有交叉現象）。邪教癡迷者的偏執癥狀、精神癥狀和敵對癥狀均源于這些人格基礎。
2、集團性心理病理——邪教教團的外部作用
邪教信徒對教團的活動內容有高度的認同感，這種認同塑造了他們的行為方式，構成了團隊精神和團體力量。邪教犯罪的背景是明確的，它一邊散布對民眾富有號召力的口號，一邊誘導信徒產生神秘體驗的變態意識，在這種基礎上構成“集團性心理病理”現象。邪教信徒表現出共同的文化特征、心理素質和行為方式，功友之間有許多相似性，如偏信、偏執、自虐、自戀等。他們對一切事情都不關心，他們在情感上與邪教融合一致，產生一定的信念，內化成為整個邪教團體的信仰體系，并產生堅定不移的行為意向。這些情況是邪教集團價值觀培植出來的異常狀態，它維護著邪教集團的病理性教義。
3、邪教病理性文化——對社會的破壞作用
“文化”包括信仰、價值觀和道德模式，這些內容影響人們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心理體驗和行為方式。從心理學角度認識“邪教是最大的社會病理文化”。這種病理文化形成變態的心理意識和異常的人格特征。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因而看問題的思維方式、情感體驗和行為模式無不打上文化烙印。我國的邪教組織吸取神秘文化的色彩相當多，甚至扯起了“氣功”幌子，故其發展迅速，在短時間內信徒就可達到百萬人以上，這對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秩序等方面產生相當大的負面沖擊作用。
邪教犯罪只是少數人所為，但其破壞性卻很大。據國際有關組織統計，邪教恐怖事件件數雖然不過8%，但因恐怖事件的致死率卻達到28%。[1]只要有邪教存在就會有犯罪活動。中國“邪教”的一般性犯罪現象不多（盜竊、詐騙、性犯罪等），在法庭上的罪證也沒有像日本奧姆真理教用毒氣殺死12人，毒害5000余人那樣明顯，也沒有像美國大衛教導致幾百人集體自殺那樣震撼。但是，其政治意圖是明顯的，這種危害社會的罪責是不容忽視的。
附注：[1]（日）小田晉等:《宗教和社會精神病理》，《日本社會精神醫學》，1996年第5卷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