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桂英，今年65歲，家住雙鴨山嶺西，年輕時就有高血壓和腰間盤突出的毛病。1998年經人推薦練習了法輪功，后來，還擔任了一個小練功點的輔導員，主要負責組織練功和日常聯絡等雜七雜八的事。我手里有一份本地及周邊地區法輪功學員名單，記錄了60幾名學員的聯系方式，平時我們主要靠這份通訊錄交流信息。

　　1999年4月21日一大早，我接到了雙鴨山法輪功輔導站站長孫玉杰打來的電話，要我務必上午去她家開一個緊急“法會”，說有要事傳達。站長大人的話不敢不聽，否則就要被扣上“不精進”、不“做好人”的帽子。我匆匆吃了幾口飯，趕到孫家時，屋子里已經到了七八個人。說了半天我才明白，上面通知我們去北京“弘法”，為天津法輪功學員“請愿”，要求政府“給個說法”。孫站長說：“‘師父’說過這樣的機會不會再有，考驗‘心性’的時刻來了，去了就能‘上層次’。大家回去準備一下吧，組織學員務必在4月24日下午4點前到北京天安門前集合?！?/p>

　　回家后，丈夫已去礦里上班，我跟婆婆謊稱有事要出門，幾天就回來，然后打電話聯系學員。沒想到，大多數學員都猶豫了，好說歹說好不容易才湊了3個人。我把家里僅有的千把塊錢揣起來，又隨身帶了點吃的和水，便心急火燎跟他們一起坐小客車去了佳木斯。到達火車站時，僅有的一班直達進京火車已經開走。為了不耽誤行程，我們商量先去哈爾濱，再商量怎么去北京。晚上8點多到達省城，各自對付吃了一口，我們一合計，去北京的功友肯定不少，太扎眼，擔心引人注意，況且車次有限，不如先經大連去威海，再曲道去北京會更安全穩妥一些。這時，我第一次體會到做賊心虛的滋味，嘴里說是進京“弘法”，似乎在做一件“好事”，可是心里老在打鼓，預感這事做的不地道，因早有耳聞外地法輪功學員動不動就興師動眾圍攻這里圍攻那里的，這似乎不符合“師父”強調的要去掉“執著心”“不參與政治”的說法。難道是上面另有考慮？我糊涂了。在一家小旅店里湊合著睡了一宿，4月22日一早，我們上了去大連的火車，晃晃悠悠一路顛簸，傍晚到達大連港。為了省錢，我們合計著又買了四張散席船票，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達威海。經過一路奔波，感覺身體像散了架，先前進京“弘法”的豪言壯語雖言猶在耳，但人地兩疏，加之兩天來的緊張勞累，年近60的張姐要虛脫了，說不想再走了，只想回家。我們勸張姐再挺一挺，于是經過商量，湊了8百多塊錢打車前行，緊趕慢趕于23日晚6點多到達了北京站。為了避人耳目，我們輾轉來到地壇公園附近的一家家庭旅館將就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如約來到天安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來到約定地點一看，本市加上周邊農場來京的僅有7人，比事先預料的人數大打折扣，因為大多數人都借口推辭了。我頓時感覺自己像個傻瓜。面對巍巍天安門，我怎么也看不出這就是所謂的能夠“升天”的“天門”，我對此行的目的產生了懷疑。這時，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女人湊過來問我們是不是大法弟子，來北京干嘛。我們說我們是黑龍江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她說，明天要一切行動聽指揮，不要吵不要亂。

　　4月25日早7點，我們又聚到天安門。經一個手拿小旗的中年男人指引，我們從天安門向西步行來到府右街。走著走著，看見不遠處矗立的一道斑駁的紅墻，有人說這就是中南海了。我很疑惑，為什么非要來到中央領導人辦公的地方“要說法”，這不是胡鬧嗎，我心里又一次開始打鼓。交談得知，竟然有不少功友并不十分清楚來京的目的，很多人都是隨大流，有人招呼放不下臉面才跟著來的，不惜把家人、工作、春耕、家里的活計都扔下不顧了。其實我們幾個也不明白究竟來這干嘛，怎樣才算是“要說法”，怎樣才算是“弘法”，這種聚集上訪，自己都感到這種影響社會秩序的做法不妥當。我們找了一塊地方站在那里，發現四周有人在席地而坐，有人在竊竊私語，有人一臉茫然。中午時分，我吃了點帶來的面包，仍然跟大家一起站著干等。我又困又累，堅持不住了，幾次詢問啥時才能完事，可是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

　　下午四點多，有廣播車開過來，勸大家離開，不要阻礙交通。太陽慢慢西墜，天要黑了，人群開始陸續散開。我們也跟在隊伍后面離開了紅墻，撤出了府右街，幾天后便回家了。

　　說實話，這次去北京，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隋X遭了罪，還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去不知所往，到不知所為，著實讓人狠狠涮了一回，打掉牙往肚里咽，別提多憋屈了。

　　此后，我再也沒有摻合“弘法”活動，但仍在家偷偷的練功，寄希望于“消業祛病”。沒成想2006年我突發腦溢血導致偏癱?！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