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的知名器官移植問題專家坎貝爾·弗雷澤同時也是一位腎移植的親歷者和受益者，接受治療過程中，他以自己社會心理學和跨文化學術背景，開始了對器官移植進行研究，于是獲得了炮制中國活摘器官謠言的“法輪功”組織的“親睞”。在認清“法輪功”邪教組織真面目后，弗雷澤受邀參加了國際器官移植相關會議，真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也因此受到“法輪功”邪教組織的各種惡意攻擊和騷擾，“法輪功”邪教甚至向弗雷澤所在學校施壓，最后導致弗雷澤被學校開除。這篇文章，正是2019年12月至2020年間，坎貝爾·弗雷澤與有過同樣因批評“法輪功”而被該邪教組織攻擊遭遇的邪教研究專家詹姆斯?路易斯（James R. Lewis）和Margo Kitts的多次郵件和視頻采訪完成，發表在《宗教與暴力雜志》（Journal of Religion and Violence）上。

坎貝爾·弗雷澤

2002年8月，我被診斷出患有左腎腫瘤。在經過大量的咨詢后，我們相信，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切除我的兩個腎。另外，我還被診斷出患有高血壓和乳頭狀腎細胞癌。幸運的是，這些疾病都集中在腎臟內，所以摘除腎臟足以治愈。但不幸的是，如果兩個腎臟同時被摘除，我也就死了。所幸，目前有一種被稱為人工透析機的方法可以替代腎臟功能。所以我花了一年時間，每天都在透析，等待新的腎臟。確診大約6個月后，大學的一個同事決定捐獻一個腎臟給我，解決了我的問題。

在最初的幾個月等待時間里，我住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一個有濃厚亞洲文化氣息的社區，每隔幾天就會去做一次透析。后來，透析慢慢變成了一種社交活動，同病相憐的人聚在一起探討腎衰竭等問題。

因為我在格里菲斯大學國際商務和亞洲研究學院工作，剛好有社會心理學和跨文化關系方面的學術背景，雖然之前的研究方向是面向企業，但我認為器官買賣也在商業領域范疇內——因為錢在流動，而且是跨國境的，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值得研究，于是就開始著手。

2003年9月23日，我接受了捐獻者的器官移植。術后，我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并發癥——這在移植手術里很正常，所以我在醫院又待了3個月。因為我曾經發表過一系列相關論文，2004年，在我康復后，一些政府機構聯系到我，讓我就器官販賣這一主題發表演講。其中，有來自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邀請，還有來自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他們邀請我在那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舉辦關于器官販賣的研討會。眾所周知，中東是器官走私的熱點地區，所以美國政府對器官販賣如何為恐怖組織提供資金特別感興趣。此前，我曾設法以中間人的身份進入到沖突地區，把澳大利亞病人帶到中東地區的醫生那里。所以，我能在各種場合給華盛頓提供很多信息。當時，我所在的大學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是擔心我的這些行程買不了保險。當時，我所在的大學確實沒法給我上保險，但不上保險他們就不讓我出門，于是我自己買了旅行保險，并開始了職業生涯的新篇章。除了中東地區，我還去了菲律賓南部的棉蘭老島，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從事器官交易的人。

我的新工作非常有意義，因為很多參與器官販賣的人同時也參與了性交易和勞動力販賣，我后來也發表了一些關于這些領域的論文。

在那之后的幾年里，我面色紅潤，身體不錯。那時候，我還不是中國的狂熱粉絲，只是聽說那里有很多人權問題，但我并沒有受邀去那里演講過。

后來，我偶然發現了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寫的一篇題為《血腥的活摘》的文章，非常有說服力。因此，我寫信給作者說，我想參與到器官移植研究中，他們回復了我并歡迎我加入。

2016年1月，我接到了悉尼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外科醫生亨利·普里斯（Henry Please）的電話，說悉尼大學醫學倫理學教授溫蒂·羅杰斯（Wendy Rogers）聯系了他，想知道有關中國器官移植的情況。亨利·普里斯把我介紹給了溫蒂·羅杰斯后，我給溫蒂發了郵件表示愿意參與項目。我們在布里斯班機場見了面并聊了聊，快結束時，她說：“我在悉尼開會研究這個問題，我是小組成員之一，我們想邀請您在我們下一次州議會上做演講?！?/p>

起初，我不知道參與項目的這群人都是“法輪功”信徒——其中的一個參議員就是。我只是向他們介紹了我對中國的了解，對“法輪功”我是一無所知的。但是，最后我們卻激烈地討論起有關“法輪功”信徒在“集中營”被處決的故事。對此，我要求他們提供證據，而不是用陰謀論說話，沒想到這激怒了他們。他們說，我們將向你介紹一些被關押在中國的“法輪功”囚犯，但我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這個事，因為我們準備把這些囚犯偷偷帶出中國。我對他們說，我有調查器官販賣的許可證，還給他們看了我的倫理審查許可。這個團體里只有溫蒂·羅杰斯和我兩個人是學者。

演講的第二天，他們讓我去一家咖啡店，說“法輪功”信徒會把證據帶來。當時，這群信徒在《大紀元時報》一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入場，這個工作人員給了他們一份稿子。他們聲稱自己會講英文，但讀出來的卻是中文，因此《大紀元時報》的翻譯員為他們進行了翻譯。雖然《大紀元時報》的翻譯員把這些人的演講翻譯得很精彩，但是這幾個“法輪功”信徒機器人般的表演卻讓人覺得他們智力有問題。很明顯，他們之前排練過，因為他們異口同聲稱練習“法輪功”時受到了同樣的虐待，而他們所有人的說辭都是10年前在中國被拘留的相關經歷。對此，我基本上沒說什么話。

這群人是真正頑固的“法輪功”邪教信徒。但是，他們又是怎么逃出來的？這群信徒堅信他們肯定是被挑來捐獻器官的，因為他們在拘留時接受了血液檢測，他們認為這是器官捐獻最基本的步驟。但這并不能解釋他們是如何到達澳大利亞的。他們稱，自己遭受了可怕的折磨：被倒掛起來，用鐵鏈毆打，不準進食和睡覺等。但不知怎么的，他們又被釋放了。其中一名信徒告訴我，李洪志下達了一個指令，要求他們必須在中國發傳單。我相信，這一定是某種補償，因為李洪志允許他們離開中國。順便說一下，這些指令是在他紐約的奢華公寓下達的。李洪志還讓信徒們去警察局對著窗戶扔石頭。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組織稱，他們是“烈士”，是英雄，是被關在監獄里的政治犯。這些“法輪功”信徒們當然不敢拒絕，否則便得不到救贖。

這個時候，我覺得不對勁了，于是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研究，仔細閱讀了“法輪功”支持者和批評者的材料。最后，我得出一個結論：我是在和邪教一起共事——這其中有一位所謂“精神領袖”，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傷害他的追隨者們。

2016年8月，國際器官移植協會在中國香港舉行了兩年一次的國際器官移植大會。國際器官移植協會隸屬于世界衛生組織，是全球移植政策培訓和研究的最高機構。我為這次會議提交了一篇論文，主題不是關于“法輪功”，而是關于器官移植不應被當成政治工具。我與“法輪功”信徒會談的經歷給了我靈感，但我在論文里沒有提到“法輪功”或中國。當時，我已經成為一個器官販賣方面的專家，我發現被報道過的器官販賣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得到政治支持?！胺ㄝ喒Α标P于器官販賣在世界各地流行而不僅僅是在中國發生的觀點吸引了我。我相信很多販賣器官的說法都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為了改善病人的移植效果。

大約在會議開始前一個月，組織者發布了會議議程，有興趣參加會議的人都得到了相關信息。然而，“法輪功”卻要瘋了，因為我的演講主題是關于政治干涉的。一開始，他們寫信給我的學校，說溫蒂·羅杰斯控訴我歪曲了2016年1月與“法輪功”信徒會面的目的，說我利用這個機會接近了一個弱勢群體。事實是，是他們邀請我去參加會議的，我是跟羅杰斯一起去的，當時她并沒有對我有任何質疑?，F在學校收到了一份她署名的投訴信，稱我的名字會出現在即將開始的會議上。學?；貜土恕胺ㄝ喒Α?，并表示會調查此事。

我在2016年1月參加“法輪功”的會議時，溫蒂·羅杰斯陪著我，問我能否把她的名字加在我的倫理審查委員會（IRB）名單上，當時我沒有理由拒絕。于是她所在的邁克立大學的研究室給我的研究室發了一份標準表格，要求把她加在我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名單上，這說明我得到了她的認可。她雖然是“法輪功”信徒，但也是醫學倫理學教授，要求參與這個項目，我覺得沒什么問題。

緊接著，在我參與的國際器官移植大會會議議程發布當天，溫蒂·羅杰斯和她的朋友蘇西·修斯給我所在的大學寫了一封投訴信，并收到了校方回復給她們的確認信函。另一邊，“法輪功”組織聯系了會議組織者，說他們有緊急情況要匯報，因為坎貝爾·弗雷澤正在接受調查。碰巧，會議組織者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對我說起這事，我才知道這些“法輪功”信徒是什么樣的人。

我給我們學校辦公室主任打了個電話，他說沒有看出我有什么問題，但還是要接受調查。當天晚些時候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我沒有問題，他們說沒有任何不當行為，我只是受邀參加了和“法輪功”信徒的討論會議。第二天，這些信徒還跑來我家發傳單，我們還沒到機場，他們就已經在那里抗議了，要阻止我在會上發言。會議開始后，麥塔斯和喬高也進了會議室，開始起哄，還責罵我?！胺ㄝ喒Α毙磐秸J為我雖然還活著，但其實已經死了，因為我接受了器官移植，這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他們說我得癌癥是因為我對“法輪功”的敵對情緒，還在我的演講中不斷干擾我，說我是受中國政府雇傭的，罵我一無是處。我講完之后，現場觀眾向我提問，他們也不停打斷我，還錄下了我的視頻，我只好制止他們。

會議結束后，我回到了布里斯班。不久之后，大約是2016年10月，我收到了一封來自梵蒂岡的郵件，邀請我前往梵蒂岡討論在中國販賣器官的問題。一開始我以為是騙人的，甚至可能是“法輪功”的陰謀。后來經過確認是真的，原來是梵蒂岡峰會想讓中國也參與到器官移植的對話中來。之前，從來沒有機構邀請過中國參加任何此類會議，因為大家都以為中國方面可能會提交使用死刑犯來提供移植器官的文件?，F在，我們認為最好還是讓他們也參與對話，與中國加強接觸，而不是像“法輪功”那樣搞破壞，詆毀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名譽。

坎貝爾·弗雷澤在羅馬

到達羅馬時，我受邀與教皇見面。這讓我所在的大學很高興，因為我被大學任命為對外媒體顧問，與教皇見面是與會者的至高榮譽。梵蒂岡峰會從2016年10月持續到了2017年2月，我全程參與，不覺得自己有做錯什么，我的大學也百分百支持我。在梵蒂岡、圣彼得廣場、機場和酒店前都有“法輪功”信徒們的抗議活動，一些“法輪功”成員甚至跑進汽車旅館的大廳抗議，但很快就被趕走了。

讓中國人來梵蒂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加強與中國政府官員的交流，這也是中國和羅馬建立關系的一種方式。我在羅馬的中國大使館接受了采訪，然后接受了中央電視臺邀請，做了一個關于中國進入全球器官移植主流是一項創舉的演講，“法輪功”對此氣急敗壞。2017年4月，我又接受了央視英語頻道的采訪，討論了中國如何改進器官移植的方法，以及全球范圍內器官交易等更廣泛的問題。

然而，真正的麻煩開始了。我曾稱“法輪功”為邪教，稱被處決的邪教信徒被摘取器官是沒有根據的。于是，“法輪功”邪教信徒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這一策略上：讓自己成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當時，我正在嚴厲譴責“法輪功”邪教信徒們否定現代醫學這一行徑，他們不僅拒絕為自己，還拒絕為自己的孩子尋求醫療幫助。但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他們的教派，在我所做的所有采訪中，我都小心避開這一話題。盡管我已經指出，他們的頭目不會讓自己處于危險之中，卻會讓信徒們處于極度的危險之中。他們完全清楚，在中國，任何人參與非暴力反抗的后果是什么。

這時，“法輪功”又向我的學校投訴，并對學校認定我沒有做出不當行為的原決定提出上訴?；叵胍幌?，在參加香港會議之前，學校證明我沒有任何不當行為，在那之后我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2017年6月，我還在澳大利亞參議院針對中國活摘器官的調查中作證，重申了我對“法輪功”指控的立場。因為這是一次上訴，在采訪和聽證會之后，大學開始了第二次不當行為聽證會。在第二次聽證會上，學校要求我提供所有文件和電子郵件以及一切與本案有關的東西，我照做了。就在第二次不當行為聽證會開始前，我所在學院院長再次祝賀我所做的工作，甚至還拿“法輪功”的騷擾跟我開了個玩笑。梵蒂岡峰會一結束，我就給院長寫了一份簡短的報告，說一切都很順利，但“法輪功”的抗議者很多，跟新聞里報道的一樣。當時就跟拍電影似的，我被塞進一輛汽車護送到中國大使館，一直待到抗議平息。我把當時的情況都告訴了院長，他挺高興的。學校高層管理人員仍然持原有的支持態度，并沒有說我做錯了什么。電子郵件中可以看到這些態度。

但后來他完全變了。面對“法輪功”的上訴，學校不得不重新召開不當行為聽證會議，原先支持我的這個院長把我叫到一邊，強烈建議我停止我的相關工作。我向我們部門的主管副校長大衛·格蘭特投訴過，我說院長在會議上威脅我。但是，他們也說，不要再和中國扯上任何關系了，說中國政府是邪惡的，他們已經和溫迪·羅杰斯談過了，她已經和我的管理層見過面了，并提供了她寫的東西。當時，格里斯菲大學的管理層受到了“法輪功”的束縛，幾天之后就向這個方向發展了——我從什么都沒做錯變成怎么做都不對，但是不當行為委員會再次認定我無罪。

盡管如此，學校還是不準我出行，說會損害同事和我自己的聲譽。后來，我準備在另一個與之前稍有不同的參議院調查中作證。第一次是不公開的，第二次是公開的。校方勸我不要提供任何證據，如果我以教師的身份作證，將受到紀律處分。我回信說會以私人身份參與調查。學校還禁止我發表公開評論。在學校年終評價時，我收到了一份非常糟糕的評價報告。一個一年前還支持我的人說，我的評分低是因為我發表的文章不夠多。我說，你一邊禁止我發表任何與我的研究相關的文章，一邊說我的研究成果低于預期，三個月前我的研究還受到了表揚呢！

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同事們也不再和我聯系，只有少數幾個在校外跟我見面。我被禁止遠行。2019年初，溫蒂·羅杰斯決定升級對我的不當行為指控，稱我誤導了“法輪功”的信徒們，讓他們誤以為學校違反了道德規范。她還稱我所在的大學未能對其教職員工的不當行為采取有效行動。此時，格里菲斯大學決定犧牲我，準備對我舉行第三次不當行為聽證會。這時，我覺得我需要找個律師談談了，我前兩次被判無罪，但他們說這次找到了新證據——其實就是一段視頻，這段視頻很久以前就有了。校方這次聘請了外部法官，沒有任何教師參加。這完全是一場政治迫害，雖然我還在教書工作，但環境非常惡劣，我認為這是學校的陰謀，他們會一直騷擾我到可以解雇我為止。所以我向工會提起了訴訟。

工會認為學校違反了與我達成的企業談判協議，學校就同一問題舉行的第三次不當行為聽證會既違反了企業交易協議，也沒有遵循公認的自然正義標準。因此，校方將不當行為聽證會延遲了約一個月。之后，我收到一封信，稱不當行為聽證會將按原計劃進行。于是，工會決定將校方告上法庭，要求校方下達緊急禁令。校方認為我與中國政府的互動本身就是承認罪行，但是法官因他們意見不一致下達了禁令，并批準法庭聽證會來裁決此事。

后來，我們贏了2019年6月的聽證會。工會支付了我大部分的法律費用，大約超過了10萬澳元（約45萬元人民幣）。雙方都陳述了各自的觀點。裁決大約在三個月后才生效，因為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案例，有大量的文檔需要論證。三個月后，也就是9月，我們收到了法院對工會有利的判決。

法庭判決：校方違反了企業協議，但更重要的是自然正義并沒有得到伸張。如果這所大學選擇追究不當行為，那么整個過程將沒有實質上的不同，一切將重新開始。這個所謂的不當行為到現在已經過去4年了。他們不讓我繼續見“法輪功”信徒，因為我沒有得到道德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盡管我身邊有一位倫理學教授也想加入這個研究。即使明年再成立一個新的不當行為調查小組，他們也要調查4年前發生的事情。

后來，我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包括腎移植帶來的后遺癥，我為此請了一年的假。令我驚訝的是，休假期間我被格里菲斯大學開除了。然而，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大量案件積壓，我無法通過法院系統上訴。格里菲斯大學正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這一危機，他們是不會錯過這個可以擺脫我的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