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揭示：本·赫爾利（Ben Hurley）是位澳大利亞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機會，他在悉尼市中心商務區認識了一名“法輪功”人員，從此陷入“法輪功”并積極參與“法輪功”舉辦的各類活動，特別是參與創建《大紀元時報》澳洲英文版。隨著時間的推移，赫爾利逐漸認識到了“法輪功”的真實面目，尤其是澳洲多位“法輪功”高層人員得病后拒醫拒藥最終死亡，促使他決心與“法輪功”一刀兩斷。在反思“法輪功”對弟子的精神控制、時間剝削和人性摧殘后，赫爾利鼓足勇氣，于2017年10月23日在他本人博客公開了三年前脫離“法輪功”時所著長文（原文標題：《我和李洪志：作為十多年的虔誠弟子，我為什么脫離“法輪功”》，Me and Li?—?Why I left Falun Gong after being a devoted believer for a decade）。為擺脫“法輪功”在澳洲對他造成的心靈創傷，赫爾利現移居中國臺北。中國反邪教網對此文進行連載，此篇是第五部分，指出李洪志的精神控制涉及到“法輪功”的方方面面，甚至到了令人嗤笑的地步，比如：要吃光盤中餐，否則死后要全部吃掉這些變質的食物；不能吃像生魚片這樣的生肉，因為這會在胃中引發仇恨活體；不能吃番荔枝，因為它們的外形長得像佛祖的頭。
本·赫爾利（Ben Hurley），原“法輪功”的《大紀元時報》澳洲英文版創始人之一。加入“法輪功”十多年，三年前退出“法輪功”，現居中國臺北。
原作者備注：本文寫于大約三年前（2014年），當時我剛剛下定決心與冥想組織“法輪功”斷絕關系。我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鼓足勇氣將此文公之于眾。抱歉的是，我所用的一些參考資料，現在可能有些過時。我常在此博客上發表小說，不過在此特別申明，本文完全真實，只不過相關人物使用的是化名。
這種控制還擴大到“法輪功”內部的個人生活方方面面。由于抵制了這種過分要求，我逐漸排斥出了“法輪功”內部圈子。
在“法輪功”期間，我曾兩次遇上要求全世界所有成員更換手機號碼的情況。第一次，源自世界范圍內許多“法輪功”弟子的手機都收到了反“法輪功”宣傳信息，有人稱中國秘密部門獲知了我們所有人的號碼，隨時都能監聽到我們的通話，如果我們同時更換手機號碼，就能打亂他們的數據庫。
頭一次我照做了，焦頭爛額地告訴我的所有朋友，有事得撥打新號碼。大約一年后，我們被再次要求更換號碼，這次我拒絕了。我的號碼是工作生活兩用的，一旦更換號碼，會遇上太多的麻煩。我被告知說：這沒問題，那就帶兩部手機吧，一部用來處理人間俗事，一部用來聯系“法輪功”弟子。且不說花費和口袋里裝兩部手機有多么不便，在我看來，這就像在詛咒自己，因為之前“法輪功”一直宣傳說自己是一個透明公開的組織，沒有什么可以隱藏的。當然，出于安全考慮，同中國的那些弟子溝通需要謹慎，因為他們一旦被抓到，會面臨威脅和逮捕。但對像我這樣的人，真的有這種需要嗎？我能有什么需要隱藏的？因為拒絕更換手機號碼，在撥打弟子們新號碼時，他們不愿理我，大多數溝通靠的是電子郵件。甚至我的一些“法輪功”弟子朋友，也將這種嚴格要求適用在我身上，我們聯系起來異常困難。
集體更換手機號碼看起來有些極端，不過有些影響因素也在支持“法輪功”這一決定的合理性?！胺ㄝ喒Α迸e辦活動時，確實會看到有面部嚴峻的華人男子們，手操相機監視我們的動向。當同我們照面時，他們常見的反應是暴怒或拔腿就跑。有次我母親接到一個操中國口音的婦女打來的電話，告訴她要阻止我修煉“法輪功”——她是誰？她是怎么知道我家電話號碼的？接下來，所有修煉者的手機上都收到了宣傳信息。
另一個讓我對“法輪功”越來越灰心的原因是，越來越難以參加每年在不同城市和國家舉辦的“經驗交流會”，不僅僅是因為座位已滿。要想得到一張與會門票，你的本地輔導員得先保證你是一個勤奮的修煉者，有規律地參加過小組學法和交流活動。我的公司事務繁多，還要照顧身患老年退化性疾病的母親。我認為，此類交流活動，大多組織松散缺乏效率，白白浪費了大量寶貴時間。我每周參會小組會議少于一次，因此被認為不夠積極，想參加這種（國際）會議面臨困難。當時我真的并不在乎，不過這種事情確實讓我明白，“法輪功”正日漸成為那種要求成員付出大量時間、不斷讓其成員疏離社會以及隱瞞內部運作躲避外部監督的思想狹隘、控制成性的組織。為了讓那些想參加“法輪功”的人感到“法輪功”是一個透明、清白的組織，在我加入“法輪功”的最初幾年里，這些“法會”還對所有人開放，不管這些人是否在修煉“法輪功”。
“法輪功”日益成為一個具有組織架構、等級森嚴的組織。2010年7月，在一篇名為《再精進》的經文中，李大師推出新舉措，即所有人不得挑戰高層也就是項目主要負責人或在“法輪功”組織（佛學會）擔任第一負責人的相關決定。這就改變了以前的那種組織松散、相對民主的組織架構：
那么從現在開始，我告訴大家，各個項目的主要負責人、第一負責人，他就是那個項目的代表。包括各地佛學會的第一負責人，他就是這件事情的代表。對他所做的、對他所要求的事情、對他所做的決定，無條件的執行，（熱烈鼓掌）從現在開始。（李洪志語）
“法輪功”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在發生變化。起初，作為組織，它對其他主要宗教的合法性不持異議。不過后來李大師又稱，其他宗教的主神變得邪惡起來，開始干擾起他的宇宙使命來。因雙方反對中國政府的行動一致，“法輪功”弟子同一些中國異見組織有所來往，李大師還明確規定了同這些組織的交往辦法。在一部經過精心剪輯、名為《對澳洲弟子講法》的2007年錄像中，他斥責弟子像孩子一樣天真幼稚，同“常人”（泛指非“法輪功”弟子，這里指“民運”分子——譯注）一道商討問題。他說，常人很難理解我們。
再者，在時間分配上越來越難以調和。正如我前面所說，世界上所有弟子都被要求每天四次、每次十五分鐘去發“正念”，分別對應北京時間早六點、中午十二點，晚六點和半夜十二點。這就意味著，（在澳大利亞）我得每天凌晨兩點起床，這就打亂了我本已不足的睡眠。事實上，多年來我每晚斷斷續續大約只能睡五個小時（常常少于五個小時）。李大師還常常對他從前的作品進行不定時的修改，通常就是更換幾個意思本來區別不大的字詞。像這樣的經文可不能隨隨便便扔進垃圾桶，所以“法輪功”弟子們就得一頁一頁地翻書，用剃須刀片刮去不正確的字詞，再把新字詞用膠水粘上去。在一部三百余頁的書中改換數百字，這就意味著要耗費很多很多的工時。另一項不切實際、時限要求高的指示是，我們一定要（在李大師的指導下）提高心性。
除了要我們必須做到不喝酒、不殺生等正規要求外，還有一條條不成文的清規戒律：我們要吃光盤中餐，否則死后要全部吃掉這些變質的食物；我們不能吃像生魚片這樣的生肉，因為這會在我們胃中引發仇恨活體；我們不能吃番荔枝，因為它們的外形長得像佛祖的頭。
俗話說得好：不要只悶頭做事（也許世界創造力之多正是出于此吧）。愛好、健身、讀書、旅行，在時間和精力如此分散的情況下，一切都難以安排。當我開始漸漸與“法輪功”脫離的時候，重新梳理這些事情，內心斗爭激烈，不敢同其他“法輪功”弟子談起。這些無害活動之所以不受待見，是因為它們占用了本應用于做“三件事”的時間。所謂“三件事”，就是學法、講真相、發正念，“法輪功”弟子都得去做。李洪志說，跟別人每次交往，甚至在街頭遇上一個陌生人，都是宣傳“法輪功”的機會。
“法輪功”以所謂收留“難民”的名義，申請在紐約州奧蘭治縣鹿苑鎮修建“寺廟”。結果，當地居民從未見到有“和尚”居住，“法輪功”修建的是一個防控森嚴的“封閉社區”，而且不斷違規擴建，污染當地環境，曾被當地執法部門罰款
對弟子來說，李洪志是否按照他自己的高標準行事就不得而知了。一位名叫威廉弟子，現在也脫離了“法輪功”，他曾親自去“山上”（譯注：“法輪功”總部龍泉寺）見過李洪志。所謂“山上”，指的是位于紐約附近群山之中的卡德巴克維爾鎮上一大片土地，那兒修建有“法輪功”的寺廟——這再次與起初“法輪功”所稱的包括沒有寺廟、沒有膜拜地方在內等種種理由，來辯稱其不屬于宗教相矛盾。李洪志為了監督居住在那兒的神韻舞蹈演員（多數是孩子和青年人），在那兒待了很長時間。有種說法是，等世界末日“大淘汰”后，新弟子們要一撥一撥地去“山上”學習“法輪功”。
不過，有幾件事情讓威廉頗感失望。這個故事的有趣之處在于，要想栩栩如生地描繪與離群索居的李洪志交往過程，實在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首先，李大師當時正在喝一聽可樂，威廉覺得這一點讓他感覺受了侮辱，因為李洪志總是形容自己是一個沒有塵世牽掛的清心寡欲之人，如果真是這樣，他便不會與人把盞（可樂）言歡，甚至不會擇食而食。其次，威廉看到李洪志怒氣沖沖地斥責那些年輕的舞蹈演員們，令他頗受震動，這完全與李洪志自己的教義不符，即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要“忍”。（在李洪志向澳洲弟子的講話視頻中，澳洲弟子中顯然爭議很大，他們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忍”，議論了很多。講到“忍”時，李異常平靜，面帶笑容，慢聲細語，一副自我標榜的樣子）（未完待續）
注：本文涉及人名均為化名。
延伸閱讀：
1. “法輪功”原澳洲高層接受加拿大作家采訪 揭批李洪志邪教真面目
http://www.chinafxj.cn/mtbd/201908/06/t20190806_22746.shtml
http://www.chinafxj.cn/mtbd/201908/12/t20190812_228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