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Riding The Tiger是一個致力于對當代世界進行分析和評論的網站。2011年11月21日，網站作者加布里埃爾·F·萊昂（Gabriel F.León）撰文，抨擊了一些群體利用“受害者情結”博取同情達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丑惡行徑。文中以法輪功邪教捏造事實被揭穿的事件為例，揭露了其虛偽本質，文中還提到法輪功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受害者”，對入侵整個國家有利用價值，因而被一些圖謀不軌的人所利用。

　　據說，拿破侖·波拿巴有一次說過：“歷史不過是編造的謊言?！笔聦嵣?，他是對的。歷史是在個體的共識基礎上產生的。歷史是關于過去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的一種普遍的敘述，但他們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不是普遍的，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有所不同的?？梢哉f，文字記載的歷史不僅僅是對客觀事件的記載。從深層次上說，歷史是虛構的東西。

　　在此背景下，虛構并不意味著敘述的內容完全失實。盡管特洛伊戰爭是一個歷史事件，但荷馬在《伊利亞特》（荷馬所著的關于描寫特洛伊戰爭的英雄史詩——譯注）中，在塑造不同尋常的角色上，虛構的尺度把握得很好。這類虛構的神話，希臘人稱之為cause，比單純的事件報道更具有深意。通過這類神話試圖去理解并解釋說明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更深的、潛在的內容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因此，歷史是更深刻地了解人類狀態的一種方式，因為自然規律和人類行為是始終保持不變的。虛構的歷史是一種傳播世界觀的工具，是一種獲取上帝和世間萬物真理的方法論。

　　然而，盡管人們普遍認為歷史是可以研究和修訂的，但是某些事件是忌諱去探討的。例如，有個故事在美國學童中廣為流傳，一個名叫亞伯拉罕·林肯的英雄少年在內戰中解放了黑奴，盡管事實是他一再重申從未打算解放奴隸。孩子也可能同樣了解奴隸制度、種族隔離和黑人的慘狀，卻從來沒有機會去了解黑人解放軍或黑豹黨。

　　在描寫黑人的作品中，受害者的主題在美國人眼中已經成為老套的題材了。一些黑人會責怪造成他們現狀的一些社會經濟因素，常見的說法是，它可能被指打“種族牌”。自由的媒體當然相當樂意贊同這種觀點：黑人是各種社會因素的受害者，并且對于現狀，他們無能為力。但至少有一名著名的黑人發言人比爾·考斯（Bill Cosby）指出，他們黑人當中的精神迫害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對知識分子的文化氛圍所導致的錯誤。

　　激進的女權主義，也依賴于受害者的概念。女權主義的中心教條是每個女人都是受害者，每個男人都是壓迫者。盡管現在讀大學的女性比男性多,相同的罪行女性通常被判坐牢的時間比男性短，在許多企業和政府部門，有一定配額的工作崗位專門面向女性，離婚法也通常對婦女有利，但對婦女的壓迫仍然存在。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依靠于看到同性戀者作為臆想的“同性戀恐懼癥”的“受害者”。

　　今天最不可觸犯的歷史概念，當然是大屠殺。每個人都知道，納粹黨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下，計劃并試圖殺死所有的歐洲猶太人，他們主要是在奧許維次和特雷布林卡這樣的死亡集中營的毒氣室里成功地殺死了六百萬猶太人。每個人都知道,在這個故事里，信心缺乏僅僅令人驚慌失措算是好的情況了，最壞的情況是遭受囚禁。再者，這個歷史主題具有如此之效力，以至于今天的為惡者，無論大小，都被拿來和希特勒作對比，也就是廣義上的“法西斯主義”。奧威爾曾經說：“我聽說它[法西斯主義]被應用于農民、店主、社會信用、體罰、獵狐、斗牛、1922委員會、1941委員會、吉普林、甘地、蔣介石、普里斯特利的廣播、青年旅舍、占星術、狗和其他我不知道的東西?！?br>
　　我們在這里的意圖并不是來辯論大屠殺的史實性（因為有許多網站為那些覺得好奇或傾向于研究這方面的人提供了不同觀點），我們要討論的是大屠殺里虛構情節的作用。當我們審查現代事物時，它決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情。在這樣的意義上，它是超越現實事件的，大屠殺確實名副其實：據稱數千百萬人成為了受害者情結的殉難者。

　　當然,大屠殺最明顯的作用就像是以色列成立的歷史一樣。在新聞或電影中，我們不斷地被大屠殺提醒著，“貧窮、受迫害的猶太人”應該有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免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消亡?？謶质且环N強大的動力。從奧斯維辛的水深火熱中，我們明白了，點亮希望的燈塔，不僅僅是為猶太人，更是為了全人類。猶太復國主義者提出并支持這樣一種信念：猶太人被圍困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里,為猶太復國主義者提供避難的家園是他們唯一的生存機會。一個蒸蒸日上的反猶太主義的恐怖之物被到處亂傳——不管以色列政府做什么，任何的批評被嘲笑為是走向第二場大屠殺——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心中，總是有另一個“希特勒”在那里，渴望完成第一次沒完成的事，所以猶太人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以色列。

　　雖然一些人僅僅是出于自然的反應，他們對猶太教人作為一個“種族”，想要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國家的愿望表示同情，但談到以色列的時候，受害者情結就明顯起來了。這種“受害者”的身份允許他們可以做凌駕于其他國家法律規定的舉動。例如，我記得在布魯克林的一個支持以色列人的示威游行，標語寫著：“以色列是猶太人的?！蔽覀兿胂笠幌?，如果一個歐洲血統的人舉著牌子，上面寫著“歐洲是歐洲人的”，人們會說什么？

　　但是，事實是，對大屠殺歷史如神般的順從使其意義不僅限于以色列。如果我們以大屠殺為例，因為它現在已是事實，它對不同的人仍然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對于一個美國人而言，美國在歐洲的古怪越軌行為，鞏固了其世界“好人”的角色。美國人真誠地相信，他的國家把歐洲國家從黑暗中解救出來，解放了集中營，永久地得到了監管世界的權力，擊敗了法西斯的黑勢力。為此，大屠殺成了對美國人的提醒，這樣罪孽的事情只有“正直的美國人”才可以阻止。此后，大屠殺又成為了提醒人們在全世界傳播所謂的“自由”和“世俗民主”觀念的必要因素，否則另一個“希特勒”又會產生。這也許是真的，他們并不真正相信真正的民主，但是對于那些無法看清新保守派和世界自由精英們的真正目的的人，“自由”通常是他們熱烈歡迎的借口。因此，美國心態是以色列心態的普及版（他們也只是口頭上支持如“民主”一樣模糊而崇高的思想）。此外，對于現代美國的政治家們而言，不管在伊拉克、伊朗或其他任何他們認為是異端或者暴虐的政體中，總有某些“真正的受害者”（通常為某些特定的少數民族、婦女、極端的左派異議人士或同性戀者）需要被解救。比如，稱北朝鮮境內存在毒氣室和集中營，這類宣傳甚廣；反對中國的宣傳，稱中國境內有秘密火葬場，而這是法輪功邪教造的謠（許多中國評論家已經揭穿這個謊言），等等。

　　當然，一些群體像巴哈伊邪教、法輪功邪教、北朝鮮持不同政見者、藏傳佛教徒、伊拉克或伊朗的無神論者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受害者”，對入侵整個國家有利用價值（或至少可作些武力威脅）。許多其他的群體，如波爾人、津巴布韋的白人農民、伊拉克人等等被認為是“無價值的受害者”。通過這種方式，受害者情結，由世界自由的精英們所引領，成為了眾多邪教擁有的清晰特征：一種對立的你我對抗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種受害者情結形成了今天的世界。尋找這些“有價值受害者”（同時忽視“無價值受害者”）已成為自由主義精英們作為他們為自己的干預政策辯護的一種方式。從尋求“世界和平、自由、民主”到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制定社會方針政策,對于那些將受害者情結歸屬于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的人而言，受害者情結的概念已成為重要的信念。

【責任編輯：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