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1626年）八月，茅元儀從獄中被放出回到南京，過完中秋節后回到了湖州老家。算是躲過了閹黨的迫害。天啟七年八月，崇禎即位，其后就將魏忠賢打翻在地，十一月魏忠賢自殺，十二月以后魏忠賢一黨的核心人物相繼被殺。

茅元儀艱難的復出之路

雖然魏忠賢死了，但敵視東林黨的政治人物仍然廣泛地存在著。孫承宗復出艱難，茅元儀更是如此。茅元儀再次北上，將新修訂的《武備志》上交朝廷以備軍事使用。即使崇禎看到茅元儀進呈的《武備志》后表示贊許，但王在晉、張瑞圖等人鼓噪下，茅元儀仍然“以言論罪”，被要求在江村“緘口（言）思過”。

其實，無論是“大言”還是后來的“孤傲”，茅元儀之所以被實權人物批判，主要就是其言論、做事方法傷害了官場習慣，特別是在“黨爭”之下，他和孫承宗的關系，孫承宗和東林黨的關系。

無論你說得多么正確，你能給“我”帶來什么利益？不能，那就是再好再正確也沒用。

至于我們后人所想——“如果失敗了，大家全都完了”的理念，在“黨爭”時，每個人都不會想這些；即使想了，也會認為自己不會失敗，大明根本不會亡；即使解決不了，改朝換代又能怎樣，難道他們就不需要官了嗎？

由此，茅元儀的“復出之路”很艱難。

茅元儀的復出傳奇與茅元儀之死

要不是有1629年，后金軍隊突擊京畿，茅元儀率領24騎保護孫承宗從東便門突出重圍這一傳奇。茅元儀恐怕還要繼續閉門思過。在第二次督師遼東中，茅元儀再次因“孤傲”被罷官。從1630年冬開始便處于發配狀態。第二次從軍時間短，幾乎沒有什么出色的表現。

從1630年到1640年茅元儀去世的十年中，茅元儀三次前往發配地福建，其中雖有再次“復出”的機會，仍然屢次失望。其間，曾經的同事、好友不斷戰死，就連恩師、伯樂孫承宗也終被殺。表面上，雖有歌姬美女相伴、好友相陪，其內心仍然苦悶。

崇禎十三年（1640年），面對清軍在外、農民軍在內的亂局。茅元儀借酒澆愁，哭笑不斷，從早到晚皆是如此，最終暴醉而卒。

那么，茅元儀的才能是有的，但始終沒有真正的發揮出來，為什么？就在于黨爭。

大明朝不缺人才，缺的是沒有黨爭的穩定

閹黨、楚浙齊昆宣秦和東林黨中都不乏人才，特別是東林和閹黨（包括依附閹黨的人）內也算是人才濟濟。但在“黨爭”之下卻皆成小人。晚明“黨爭”劇烈，主要是明朝的社會風氣已經變化、傳統權力斗爭、選官選才導致為自保而不得不加入“黨爭”三個方面原因造成。

其一：在新舊兩個時代的斗爭中，新時代已經形成統治地位，但新時代并不成熟

在“心學”沖擊傳統理學的百年時間里，人人高度自我下以物欲、人欲為核心下，傳統的忠君愛國思維蕩然無存。但無論是新時代還是舊時代都有其合理性，問題的關鍵是你得形成穩固的體系。你把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愛國”推翻了，那么，你建立怎樣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思想打造，而且還得有其合理性。

可問題是，你還沒有打造新的思想體系，內部大型自然災害來了、外部敵人來了。你的新的思想體系（以人人為錢為基礎，但一方面你得像西方那樣用理論將儒家的“仁愛”“和合”等觀念，偷換為“強盜思維”。

因為，依靠傳統農業文明你無法為“人人為錢”的思維給絕大部分人帶去希望）根本無法打造，結果，清朝建立后一切從零開始，重新把舊的思想體系建立起來。

其二：各色人等通過物欲、人欲，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例如，從朱元璋時代就開始的“禁?！闭邔е隆暗叵陆洕薄１I、走私犯勢力巨大（經濟和軍事能力，特別是正德以后對西方武器的使用），獲得“無視”下默認，由此，他們有利益代言人。

例如，由于商品經濟發達，商人在萬歷時期正式獲得戶籍（在此之前，通過各種手段也可以參加科舉，但卻并非是整個商人階層），由此，大規模進入官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