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二十五年，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的馮夢禎卸任由京城返回杭州。這位因家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而自名其堂為“快雪”的詩人、學者，曾多次造訪同在杭城世居的大商人高濂之家。兩人過從甚密，游山玩水，頗得名士之風?！犊煅┨眉分?，馮夢禎在萬歷二十三年的日記里寫有一詩，題名極長：
二月初七新霽，登高氏閣，望群山積雪。主人出郭忠恕先輞川圖臨本、馬和之商魯頌圖相示。二物俱生平所企尚，會心豁目，喜不可言。退述斯文，以識奇賞。
短短一段文字，勾勒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態。詩人與商人之間，以文玩雅趣而深得彼此真心的閑適之情。而這正是我們已經久違了的中華傳統文化生活。
《快雪時晴帖》是晉朝書法家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以行書寫成，現存此帖疑是唐代摹本，目前尚未定論。
你若以為富商高濂不過是附庸風雅，收集點兒古玩字畫來充充門面，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位“博聞強識，游諸有名公卿”的“富二代”不但擅詩文，通醫理，會養生，而且藏書、賞花、鑒畫、論字、侍香、品蘭、度曲，無所不涉，無一不精。他會聚鄉鄰，唱曲演戲，說書彈奏，儼然以一己之力，為“富民易教”的傳統民治提供了典范式的生活版本?？梢哉f，高濂代表了一種隱匿于中華傳統字里行間的文化生態。
高濂雖然從商，但卻具有相當高的藝術素養；他雖然不作畫，但他之于書畫藝術鑒賞卻有著相當的品位與知識人情懷。僅就《遵生八箋·燕間清談箋·論藏書》一篇而言，其中對宋版書的鑒別極為細致，更不用說他的藏書觀念富于社會意識，已然超出了今天“文化商人”的面向：如談醫書，則責其應精于校對，因為“錯一字將后患無窮”；言及社會文化，又頗以“家素者無資以蓄書，家豐者性不喜見書”為嘆，有大庇寒士之風。
在傳統價值譜系中，商人高濂未得主流認可，甚至連其生卒年都不太有定論?？墒?，他對藝術的眷愛與欣賞，親身切入其間，著力推廣。不必說他資助屠隆，而后者對晚明文學之轉變有著極重要的作用；也不必說他親撰文辭典雅的《玉簪記》，被列為傳統十大喜劇之一，至今仍有上演，單是《遵生八箋》便可稱傳統養生學之集大成，為今天體認中華美學的生活顯現而留存了寶貴的文本。這部書于1895年為曾在中國行醫傳教的倫敦帝國學院解剖學教授德真（John Dudgeon）譯成英文，是早期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代表，對國際醫學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高濂在當時并非特例。他不僅自身擁有一種優雅的生活姿態，而且有相應的交游圈。除了馮夢禎，這個浙江圈子里還有官至禮部郎中而為高濂門客的戲曲家屠隆、時人目為“天下奇才”的胡應麟、吳興四子之一的吳夢旸、醫學家翁稼竳等人，也許還有擅長寫民間小說的作家、出版商凌濛初。事實上，年紀稍長于高濂的收藏家項元汴，也是以當鋪起家的“文商”典型。毋寧說，這是中華傳統在晚期盛世時幾乎必然出現的一種文化生態。它在社會階層上貫通文人、知識分子與商家，在地理空間上串聯山水、城鄉、市井與廟堂，是一種將高高在上的廟堂文化以戲曲、小說等民間形態予以生活化呈現的中華美學精神之潛流。
之所以特意指出高濂等人的商人身份，是想重提在我國社會民治與教育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富而教之”傳統。荀子云，“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但“倉廩實”并不自動能“知禮節”，“衣食足”也未必一定會“知榮辱”?？鬃哟鹑接刑釂枙r，曾將治國理政分為三步，就分別是“庶之”（讓人口多起來）、“富之”（讓人民富起來）與“教之”（讓人民有文化起來）。今天的中國之崛起，已煌煌乎而為現實，庶之、富之，都有了一定的基礎。但無論是前兩年電影《激戰》中的王寶強，還是這兩年《老炮兒》中的吳亦凡，他們飾演的“富二代”，卻怎么也擺脫不了暴發戶的影子，距離高濂、項元汴等那般優雅的生活姿態甚遠。
同為富商，一者蘊中華文化于日常生活之間，遣得精華上筆端，為后人留下的不只有才情與名物，更為一時之社會輿論之領袖、知識之良心——如屠隆曾做《荒政考》，極寫百姓困厄之苦；而另一者則碌碌于所謂時尚、潮流的豪車、名表、紅酒、名包之中。同樣是“玩”，但“玩什么”卻能讓人一眼看出其審美情趣。前后兩者之判若云泥。所以，網上紛說“土豪金”或“土豪，我們做朋友吧”，大抵都是對后者既羨慕又鄙夷的心態顯現。
《輞川圖》傳為唐朝王維所作，現存有美國西雅圖和日本圣福寺兩個摹本。美國西雅圖美術館藏有《臨王維輞川圖》，傳為郭忠恕所摹復本。
要讓中國鄉間“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除了生態美之外，新鄉賢文化更是其題中之義。雖然高濂、屠隆等人的才情未必可學，但其于中華美學精神的生活化踐行，其以優雅的生活姿態來實現詩書傳家、和睦鄉鄰，卻自有其重要意義。進一步而言，無論城鄉，從個體的優雅生活姿態入手，重建一種優雅的文化生態，重建中華民族的禮樂文明與雍容大國之眼界、胸懷、氣象，應該不只是“富而教之”的必要，更是中國文化走向自信，走向生活美學和大國哲學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