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會通”是近來宗教界和宗教學界關注的課題。這里僅討論儒、釋、道的三教會通。至于“會通”本身的意義,按我的理解,是指理論或實踐的一致、相通,是對于此種一致感的尋求和肯定,是對對立、緊張的化解。
近20年來,“宗教對話”得到大家的肯定。宗教對話是一種方式,目的是求得宗教間的溝通和理解,妥適地理解對方的信仰與實踐。宗教對話是適用于當今世界一些地區宗教嚴重對立的境況的溝通方式,是發展宗教間相互理解的最基本亦即最初級的方式,也是使宗教間從嚴重沖突、對立走向緩和的基礎步驟,值得肯定。
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上,宗教之間本來就沒有嚴重對立和沖突,絕大多數王朝同時支持儒、釋、道三教,雖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千百年來三教會通的努力不斷,已成為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三教會通的努力并不是指企求三教化而為一,而是指致力于使三教自覺了解各家之間的相通之處,化解不必要的對立和沖突。因此,“宗教會通”與宗教對話不同,是適合于中國宗教關系歷史的處理相互關系的一個方式,是比宗教對話更為進步的宗教理解方式。
那么,在中國歷史上,儒家對宗教間的會通持何種態度?處理“宗教會通”問題,儒家思想有何種資源和特點?
首先,在社會倫理方面,儒家重仁愛,佛教重慈悲,而以仁、慈為“同出異名”,認為“五戒與五常同歸”,中國宗教在這方面的會通從很早就開始了。南北朝的經學家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提出:“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保ā稓w心篇》)把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毕啾?,是南北朝以來最常見的做法,表示儒家很注重從不同宗教社會倫理的一致性或相容性來思考不同宗教體系的會通。北宋時期,多以本末、道跡之辨來會通儒佛。宋真宗兼禮三教,他繼承了顏之推的講法:“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跡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保ㄒ姟斗鹱娼y紀》四十四)這是強調儒佛在倫理價值和道德規范上的會通,并認為儒、釋、道的不同只是表面現象的不同,在根本大道上是一致的,在有益教化民眾和社會治理兩方面是一致的;它們的相同處是根本的,相異處是末節的。認為三教的共同之處是勸善禁惡、正人心術。從不同宗教的倫理功能、社會功能、政治功能著眼,來觀察宗教的相通之處,應當說是儒家觀察宗教問題的側重之處。
第二,在治國理政方面,至少自南北朝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治道的傳統,就是統治者或主政者同時支持三教。這種對三教的同時支持并不是出于愚民的立場,而是在明確確認三教各自特色和所長的基礎上,求其功能互補,即注重從社會整體需求來觀察不同宗教作用的特性和局限,各予肯定,并從整體上把三教安排為一個統一、互補的結構,使得三教各盡所能。北宋人曾說“修身以儒,治心以釋”,受此啟發,宋孝宗曾著《原道論》,論三教會通,主張:“釋氏窮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圣人也。圣人之所為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圣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蛟唬寒斎绾稳テ浠笤??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保ㄒ姟斗鹱娼y紀》四十七)這一說法流傳最廣,它是指三教不僅可以在教化方面互補會通,也包含了人生內在修養和外在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的互補。孝宗雖然不是儒家學者,但其基本立場是以儒家、孔子、圣人為主的入世主義,顯示儒家思想主導的政治注重從不同宗教對社會政治的作用綜合思考宗教的會通。這種觀念超越了單個宗教的立場,既是對多元宗教的肯定,也未嘗不是一種走向“美美與共”的實踐形式。在這個意義上,這可以看作儒教的一種管理理念。而這樣一種政治管理的理念就在政治治理的政策觀念上根本限制了宗教沖突的可能性。因為在這樣的政治視野中,三教成為了共同服務于修養人心和社會治理的力量。
第三,在思想理論方面,早在儒家經典《周易》系辭傳中,就提出了一種學術觀,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也成為后來宗教可能會通的基礎?!鞍賾]”就是各種學說和理論,也可以包括各個宗教體系。這種思想認為不同的學術體系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這些不同的學術體系主張的方法不同,但趨向的目標是相同的。這種“一致而百慮”的思維模式在理論上、實踐上容納了“宗教會通”在歷史上的多樣發展。如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儒、釋、道三教并立之勢漸漸形成,魏晉時“會通孔老”亦即“儒道會通”成為這一時期思想的重大課題。到唐宋時代,“儒佛會通”則不斷被加以探討,體現了儒家內部一直有一種尋求會通其他宗教思想的努力。到了宋代,理學還提出“理一而分殊”,這一命題在學術觀的意義上與“一致而百慮”一樣,也蘊含這樣的思維,即不同宗教對根本真理和根本善的追求是一致的,只是追求的途徑、方法各不相同,學說內容中真理的表現有所不同。以這樣的觀念理解宗教關系,就會引向宗教間的相互吸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也自然會承認不同宗教會通的可能性。
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潮進一步發展,在儒家內部也引起不少直接的回應。如明代大哲學家王陽明曾經提出著名的“三間廳堂”的比喻,他說儒家的學說體系如同三間廳堂,左邊一間的內容與佛教相通,右邊一間的內容與道家相通。這就意味著,儒家思想學說中有與佛教相通的部分,也有與道家道教相通的部分。從這樣的立場來看,儒與佛道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會通的。他還提出,對于圣人來說,“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就是說,儒、佛、道都是大道的不同之用。陽明后學焦竑說:“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煩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闭J為儒之道、佛之道、道家之道并非各自為道,而是一致的、統一于圣人的根本大道。
在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長期并存,但三教之間從未發生大規模武力沖突,更沒有西方宗教史上那樣長期的宗教戰爭,儒、釋、道三教雖然理論上有所辯論,但在社會上和平相處,三教調和的觀念在社會上十分深入人心。明清以來,中國的主要宗教已經從三教漸漸變為五大宗教,當今世界的宗教則更為多樣?;仡櫤驼J識古代儒家的看法,對發展當代宗教關系的包容主義和多元主義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