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兩岸政治上的長期敵對，加上外部勢力的介入和干涉以及臺灣獨特的歷史，使臺灣問題成了困擾中華民族的重大問題。本文通過歷史的視角，將當前臺灣問題與清代初年的明鄭問題進行對照，以期鑒古知今，彰往察來。
自賴清德執政以來，兩岸關系更具風險性，其一貫的激進“臺獨”立場也讓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景晦暗難料。而七十多年來兩岸關系發展的曲折起伏，其中既夾雜關于“一個中國”剪不斷、理還亂的法統爭議，又泛起由臺灣主體性意識主導的“臺獨”因素，諸議題又涵蓋歷史、法理、意識形態乃至政治心理等繁多之要素，使得問題面貌之呈現趨于復雜化，使人難以簡單地把握與理解，并判斷兩岸關系發展的前景。
而歷史檢視是一個方便的視角，通過歷史脈絡與文化語境的比附，達到對于問題較清晰的觀照與審查，而從大陸的視角看，臺灣問題有其歷史敘事的觀照，從臺灣言亦有其文化氛圍的參詳，可以逐一展開。
對大陸而言，當下的臺灣問題有其歷史參照系——清代初年的明鄭問題，即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權，而南明割據政權隆武帝系下鄭氏勢力孤懸臺灣，仍然奉明正朔，盡管天下業已新定。
康熙帝在處理完攸關清廷生存問題的三藩問題后，著手進行解決臺灣問題的交涉。在清鄭和談中展示出極大之誠意與包容，愿意在治權問題即鄭氏對臺管制權上于最大限度上作出讓步，但堅持不“援朝鮮例”（即不允許明鄭政權成為藩屬國而合法脫離），拒絕主權問題上的分裂。值得玩味的是，之前堅持奉明正朔的明鄭政權，此時一意割據臺澎金廈，在“援朝鮮例”模式上，與清廷僵持不下，“中國性”色彩全無而趨于“南島化”，且聯絡日本幕府、朝鮮李氏等謀求割據成功，交涉由此無果。
康熙帝在僵局的情況下，為完成國家統一、避免國家分裂，啟用姚啟圣，決定更新對臺戰略與政策，后者上書康熙提出“三必剿、三必撫”之策略，臺灣問題的解決進程遂發生轉折，對臺工作面貌為之一新。依據“三必剿、三必撫”，康熙帝著手戰和并舉，以軍事壓力促進政治談判，推進臺灣問題解決進程?？滴醵?，在長期的軍事準備后，清將施瑯一舉拿下臺灣外島澎湖，將明鄭當局逼上談判桌，而前后二十天時間，臺灣問題便得以解決。
當下的臺灣問題脈絡尤其相似。1946—1949年國共內戰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中國的臺灣省，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政府對峙，由此產生了臺灣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了武力解放臺灣的政策，而兩岸實際上，也以金門戰役與炮戰為標識，呈現事實上的“內戰關系”狀態。此時臺灣問題的定位在于“治安問題”，系解決作為“反動政權”之“蔣政權”的問題，即武裝平亂。大陸對臺北的政治定位也在于“蔣氏集團”，并不承認乃至拒絕默認其治權上的合法性。奈何中國大陸的軍事準備被其他事項一再耽擱，問題懸而不決。
改革開放后，為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鄧小平堅持從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和尊重臺灣現實出發，創造性提出能照顧到臺灣最大利益的“一國兩制”構想。1979年出臺《告臺灣同胞書》，臺北亦于后來出臺所謂停止“戡亂”宣言，結束兩岸事實上之內戰關系狀態，而進入法理上之“內戰關系”狀態。雙方雖然互不承認對方系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據各自之立場，主權問題是不存在的，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事實證明這亦未影響兩岸之正常交流，如“九二共識”的存在，兩岸借此恢復交流常態。伴隨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兩岸實力對比愈大，但中國大陸從未拒絕乃至放棄“九二共識”提供給臺灣的默契空間，可參照抗戰時期國共歷史上的合作默契，即中國人之事宜中國人自行解決，亦定具解決之耐心與智慧。此時臺灣問題的定位在于“法理內戰問題”，系徹底解決兩岸的“法理內戰狀態”，此時“治安問題”下降為“法理內戰問題”，于臺灣之政治定位亦從“蔣氏集團”轉變為“臺灣當局”。
造化弄人的是，臺灣內部數十年來發生的政治劇變：以心理上或身體上代表“皇民”后裔的民進黨“獨派”力量漸漸成勢?！芭_灣獨立”作為一個政治命題，不斷挑戰兩岸所共同維系之“一個中國框架”的勢頭，攸關兩岸爭議的“法理內戰問題”愈加演化為“分裂國家問題”。而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歷史責任與法理義務去阻止“分裂國家問題”成真，并不惜為之付出一切代價。而當賴清德當局突破兩岸關系之一個中國框架時，引動的或許是又一場澎湖海戰的再現。
對臺灣而言，對兩岸關系之觀察，也有基于中華文化歷史語境的簡單比附。古人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謂兩岸和平無非也攸關“祀”與“戎”。臺灣選擇怎樣的“祀”之“文化戰略”，關系到臺灣會否面臨“戎”之“戰爭結局”；而怎樣的“文化戰略”取決于臺灣如何對自身及其與大陸的關系加以定位，以及是否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臺灣正確的國家認同應是接納中國人認同的身份歸屬，這已由血脈、文化、民族情感與民族歷史所先天賦予了臺灣人，歸屬于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自然脈絡下，唯有兩岸存在認同聯結點才會有可持續的和平。
歷史與文化的參照助益于，鑒古知今、觀照自省。當賴清德當局使得臺灣當局“中國性”色彩俱無，斬斷了法理與認同上的兩岸聯結，可知的是兩岸關系會地動山搖，臺灣問題的另一種解決方式將箭在弦上。
來源：海峽之聲編者按：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兩岸政治上的長期敵對，加上外部勢力的介入和干涉以及臺灣獨特的歷史，使臺灣問題成了困擾中華民族的重大問題。本文通過歷史的視角，將當前臺灣問題與清代初年的明鄭問題進行對照，以期鑒古知今，彰往察來。
自賴清德執政以來，兩岸關系更具風險性，其一貫的激進“臺獨”立場也讓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景晦暗難料。而七十多年來兩岸關系發展的曲折起伏，其中既夾雜關于“一個中國”剪不斷、理還亂的法統爭議，又泛起由臺灣主體性意識主導的“臺獨”因素，諸議題又涵蓋歷史、法理、意識形態乃至政治心理等繁多之要素，使得問題面貌之呈現趨于復雜化，使人難以簡單地把握與理解，并判斷兩岸關系發展的前景。
而歷史檢視是一個方便的視角，通過歷史脈絡與文化語境的比附，達到對于問題較清晰的觀照與審查，而從大陸的視角看，臺灣問題有其歷史敘事的觀照，從臺灣言亦有其文化氛圍的參詳，可以逐一展開。
對大陸而言，當下的臺灣問題有其歷史參照系——清代初年的明鄭問題，即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權，而南明割據政權隆武帝系下鄭氏勢力孤懸臺灣，仍然奉明正朔，盡管天下業已新定。
康熙帝在處理完攸關清廷生存問題的三藩問題后，著手進行解決臺灣問題的交涉。在清鄭和談中展示出極大之誠意與包容，愿意在治權問題即鄭氏對臺管制權上于最大限度上作出讓步，但堅持不“援朝鮮例”（即不允許明鄭政權成為藩屬國而合法脫離），拒絕主權問題上的分裂。值得玩味的是，之前堅持奉明正朔的明鄭政權，此時一意割據臺澎金廈，在“援朝鮮例”模式上，與清廷僵持不下，“中國性”色彩全無而趨于“南島化”，且聯絡日本幕府、朝鮮李氏等謀求割據成功，交涉由此無果。
康熙帝在僵局的情況下，為完成國家統一、避免國家分裂，啟用姚啟圣，決定更新對臺戰略與政策，后者上書康熙提出“三必剿、三必撫”之策略，臺灣問題的解決進程遂發生轉折，對臺工作面貌為之一新。依據“三必剿、三必撫”，康熙帝著手戰和并舉，以軍事壓力促進政治談判，推進臺灣問題解決進程?？滴醵?，在長期的軍事準備后，清將施瑯一舉拿下臺灣外島澎湖，將明鄭當局逼上談判桌，而前后二十天時間，臺灣問題便得以解決。
當下的臺灣問題脈絡尤其相似。1946—1949年國共內戰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中國的臺灣省，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與中央政府對峙，由此產生了臺灣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了武力解放臺灣的政策，而兩岸實際上，也以金門戰役與炮戰為標識，呈現事實上的“內戰關系”狀態。此時臺灣問題的定位在于“治安問題”，系解決作為“反動政權”之“蔣政權”的問題，即武裝平亂。大陸對臺北的政治定位也在于“蔣氏集團”，并不承認乃至拒絕默認其治權上的合法性。奈何中國大陸的軍事準備被其他事項一再耽擱，問題懸而不決。
改革開放后，為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鄧小平堅持從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和尊重臺灣現實出發，創造性提出能照顧到臺灣最大利益的“一國兩制”構想。1979年出臺《告臺灣同胞書》，臺北亦于后來出臺所謂停止“戡亂”宣言，結束兩岸事實上之內戰關系狀態，而進入法理上之“內戰關系”狀態。雙方雖然互不承認對方系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據各自之立場，主權問題是不存在的，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事實證明這亦未影響兩岸之正常交流，如“九二共識”的存在，兩岸借此恢復交流常態。伴隨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兩岸實力對比愈大，但中國大陸從未拒絕乃至放棄“九二共識”提供給臺灣的默契空間，可參照抗戰時期國共歷史上的合作默契，即中國人之事宜中國人自行解決，亦定具解決之耐心與智慧。此時臺灣問題的定位在于“法理內戰問題”，系徹底解決兩岸的“法理內戰狀態”，此時“治安問題”下降為“法理內戰問題”，于臺灣之政治定位亦從“蔣氏集團”轉變為“臺灣當局”。
造化弄人的是，臺灣內部數十年來發生的政治劇變：以心理上或身體上代表“皇民”后裔的民進黨“獨派”力量漸漸成勢?！芭_灣獨立”作為一個政治命題，不斷挑戰兩岸所共同維系之“一個中國框架”的勢頭，攸關兩岸爭議的“法理內戰問題”愈加演化為“分裂國家問題”。而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歷史責任與法理義務去阻止“分裂國家問題”成真，并不惜為之付出一切代價。而當賴清德當局突破兩岸關系之一個中國框架時，引動的或許是又一場澎湖海戰的再現。
對臺灣而言，對兩岸關系之觀察，也有基于中華文化歷史語境的簡單比附。古人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謂兩岸和平無非也攸關“祀”與“戎”。臺灣選擇怎樣的“祀”之“文化戰略”，關系到臺灣會否面臨“戎”之“戰爭結局”；而怎樣的“文化戰略”取決于臺灣如何對自身及其與大陸的關系加以定位，以及是否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臺灣正確的國家認同應是接納中國人認同的身份歸屬，這已由血脈、文化、民族情感與民族歷史所先天賦予了臺灣人，歸屬于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自然脈絡下，唯有兩岸存在認同聯結點才會有可持續的和平。
歷史與文化的參照助益于，鑒古知今、觀照自省。當賴清德當局使得臺灣當局“中國性”色彩俱無，斬斷了法理與認同上的兩岸聯結，可知的是兩岸關系會地動山搖，臺灣問題的另一種解決方式將箭在弦上。
來源：海峽之聲